乡村，是嵌在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印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身处何方，乡村总有一方温润的土地，托起我们的来处与归途。本期我们选取了几本有关乡村的书，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地上的乡村。 ——编者

　　乡村夜空里的萤火

　　□ 罗华宝

　　深夜合上《我在乡村做书店》，窗外的霓虹灯依旧在闪烁。书页间飘落的银杏叶书签，恍惚间让我看见了一座青瓦白墙的小院，木格窗内透出暖黄的灯光，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书籍就像等待检阅的士兵。而书中记录的那些故事，宛如一阵清新的风，带着乡村的质朴、文化的芬芳，吹开了读者对实体书店、乡村建设以及文化传承的认知大门。

　　《我在乡村做书店》是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的作品，记录了钱小华自2014年开始在乡村布局书店的十年历程。13家乡村书店犹如点点繁星，散落在大江南北的乡村大地。这些书店选址的背后，是对乡村独特文化气质和精神需求的深刻洞察。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文化记忆和乡愁的栖息之所。

　　书中记录的书店故事令人动容。老人们朗诵诗歌的场景，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岁月沉淀后的智慧与文化的碰撞。在传统乡村，诗歌可能是很少被触及的领域，但因为书店的诞生，老人们开始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共鸣，这是一种文化的唤醒，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当今电子设备逐渐侵蚀童年时光的时代，传统书店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片纯净的知识净土，他们在这里翻阅一本本精心挑选的书籍，如同开启一场场奇妙的冒险，不仅拓宽了视野，更种下了热爱知识、追求梦想的种子。年轻人返乡创业的情节更是体现了书店对乡村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书店不仅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更成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吸引着有理想、有情怀的年轻人回归，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乡村书店成为村民的精神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打破传统的隔阂，因为对书籍的热爱而相聚。以往乡村可能更多基于亲属关系和传统的邻里关系进行交流，而书店的出现让大家有了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纽带。这种新型的社交关系更加包容、多元，促进了乡村社区的和谐发展。

　　对乡村书店的未来，作者认为，在实体书店生存困难的大背景下，书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卖书读书，更在于创造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乡村书店更是有着独特的价值，它们深入乡村基层，与当地的文化和人文环境紧密结合。它们又像是文化的使者，将现代的思想、知识传递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汲取着乡村丰富的文化底蕴，实现城乡文化的双向交流。

　　书中处处体现着浓浓的乡村情怀。作者在描述每一家书店时，都流露出对乡村的热爱和尊重。他深入到乡村生活的细节，了解村民的需求，通过与他们共同建设书店，唤醒乡村对文化的需求和渴望。这种对乡村土地和文化的深情，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仅有田园风光和传统习俗，更有对文化的精神追求。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乡村书店是稻谷，饱满时低头，弱小时向上，把知识和信念撒向大地。”在算法推荐制造信息茧房、短视频蚕食深度思考的今天，乡村书店的存在无疑就是一个温柔的反抗，它拒绝将书籍异化为流量工具，而是让阅读回归到启迪心智的本真状态。

　　掩卷深思，乡村书店的灯光不仅照亮了山村的夜空，更映照出现代文明的暗角。当人们抱怨“故乡沦陷”时，总有一些人正在用微小的行动重建精神家园；当资本追逐“短平快”的商业神话时，总有一些人愿意为文化传承付出耐心与坚守。这些隐匿于青山绿水间的乡村书店，就像汪曾祺笔下那棵历经风雨的老槐树，用年轮记录着中国乡村的文明进程，也见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这样的文化实践如同暗夜中的萤火，虽然微小却照亮着前行的道路。

　　守望家园那一缕炊烟

　　□ 李 楠

　　《一缕炊烟升起》是刘亮程最新的散文集，收录了32篇散文，展现了作者对故土深沉的眷恋。刘亮程用朴素而深邃的文字，描绘了西北边陲小镇的风貌，也激发读者在时代急速变迁下对乡土的思考与回望。

　　初读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其文字的质感——我将其概括为“冷”与“荒”。

　　所谓“冷”，既是指西北边塞的气候环境，更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写照。在《寒风吹彻》中，他写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人终究得面对属于自己生命课题——生老病死无从逃避，还有孤独、贫苦，以及各种人生难题。人生底色真实而冷静，甚至有些人还要经历彻骨之寒。

　　有趣的是，同为北方作家，同样写“冷”，刘亮程与迟子建风格迥异。迟子建笔下的漠河、北极村虽寒，但有姥姥的抚育、父母的疼爱，文字的底色是温暖的。而刘亮程的“冷”则更加深沉，这便引出了他文字的另一重特质——“荒”。

　　刘亮程的前半生在气候寒冷的故乡度过，后半生辗转多地，远离故乡。在书中，作者回忆起往事，父亲搬离故乡前，出于善意借给了新邻居一角土地，最终却被对方逐步侵占，想着等儿子们长大再去理论时，对方早已搬走，留下的是两个家庭共同远去的背影和一片沉寂的土地。

　　城镇化大潮中，一些人远离家乡，前往异乡。作者也身不由己地参与着城镇化进程——从偏远村庄搬到临近县城的村子，再到县城，最后与家人分别，独自前往乌鲁木齐。然而，人越是远离村庄，心却越被乡土深深拉扯。

　　但是，刘亮程笔下的“荒”并非沉寂与衰败，它蕴含着一种蓬勃的生命韧性。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份“荒”是一种过滤，它涤荡了现代生活的喧嚣与浮躁，让土地回归其最本真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看似空旷的背景下，最质朴、最坚韧的文化根脉反而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

　　家乡土地不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指向，而是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留白。这份留白，为我们守护共同的文化记忆、安放乡愁提供了空间。这是土地在另一种维度上的休养生息，是在为新的生机积蓄力量。

　　《炊烟是村庄的根》一文中，炊烟是刘亮程笔下生活的烟火气，更象征村庄的生命力。他细致入微地描绘着每家每户炊烟的颜色、形状，以及炊烟之间的交错：“炊烟是村庄的头发。我小时候这样比喻。大一些时我知道它是村庄的根。”炊烟升起，村庄便有了灵魂。

　　刘亮程守望故土家园，也因此从一种个人情感的牵绊，升华为一种充满希望的文化力量。他让我们看到，即使村庄形态变化，但只要文化的根还在，精神的炊烟不灭，家园的温度就不会冷却，新的生机终将在这片土地上重新萌发。

　　那一缕炊烟，是我们对故乡的温暖记忆，更是一代代人生命力的源头。在现代文明中谋求发展的人们，心灵深处永远牵挂着乡村与土地。本书提醒我们，守望家园并非守望一片暂时安静的土地，而是在守护那份足以燎原的乡土文化火种。只要我们心中那缕寻根的“炊烟”不散，无论身在何方，都能找到回家的路，并从中汲取力量，走向更辽阔的未来。

　　一部乡土中国的精神备忘录

　　□ 贺 源

　　翻开刘本楚的《大山的呼唤》，一股泥土与晨露的气息扑面而来。全书的五个章节——“亲情记忆”“山水流韵”“泥土心曲”“文史脉波”“人间佳话”，如同交响曲，奏响了对故土最深情的告白。

　　《大山的呼唤》最震撼人心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在地性”。作者不是站在远处眺望故乡的游子，而是将双脚深扎在泥土里的记录者。在“泥土心曲”中，他描写春耕的场景：“犁铧翻开的不只是土地，还有农人沉淀一冬的心事。”这样的文字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对农事节律的把握，对山民心理的了解，都显示出他作为“本土之子”的先天优势。全书带着露水的湿润和稻穗的沉甸，这种质感正是珍贵的文学品质。

　　本书的散文语言具有独特的“土性智慧”。作者既不刻意追求文人的雅致，也不流于俚俗的粗糙，而是在雅俗之间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在“山水流韵”中，他这样描写山间晨雾：“雾气像老祖母纺的纱，轻轻柔柔地披在山肩上。”比喻既通俗易懂，又意境深远，体现了作者将生活语言提炼为文学语言的艺术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方言土语升华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在“亲情记忆”中，他用“肚肠热”形容母亲的关爱，这个方言词汇传递出的情感温度，贴切新颖。

　　《大山的呼唤》五个章节的结构安排暗含着一套完整的乡土认知体系。“亲情记忆”奠定情感基调，“山水流韵”构建空间感知，“泥土心曲”深入生活肌理，“文史脉波”拓展时间维度，“人间佳话”升华精神境界。这种结构不是机械的分类，而是有机的生长过程，如同庄稼从播种到收获的自然轮回。特别在“文史脉波”一辑中，作者将个人记忆与地方历史相融合，那些关于古道、老井、祠堂的文字，不仅记录着物质文化遗产，更保存着一个族群的精神密码。这种个人叙事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使《大山的呼唤》超越了个人抒情，成为一部微观的地方志。

　　作为浸润乡土多年的写作者，刘本楚对乡村变革的观察具有特殊的敏锐度，同时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乡土中国的变迁。在“人间佳话”中，他既描写了通电通公路给山村带来的便利，也记录了传统手艺消亡的遗憾；既赞美外出务工者的开拓精神，也惋惜空巢老人的孤独境遇。这种复杂的叙事态度，使本书的思想性具有社会学的深度。当许多乡土文学作品要么沦为田园牧歌，要么变成苦难叙事时，本书却坚持用平视的角度，记录一个真实而多元的乡村中国。

　　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大山”既是地理实体，也是精神象征；“呼唤”既是具体的声波，也是抽象的情感引力。这个标题揭示了全书的核心主题——在现代性浪潮中，我们如何回应乡土的精神召唤。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让我们自己感受那种拉扯与纠结。在“泥土心曲”中，年老的农民对土地的爱与年轻一代的疏离形成强烈对比，这种代际差异正是当代中国乡土困境的缩影。作者既不美化留守的固执，也不指责离乡的抉择，而是用文字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看，本书延续了中国现代乡土散文的传统，让人想起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的创作，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笔下的乡村不再是封闭自足的桃花源，而是处于剧烈变革中的活态社会。他将传统农耕文明的智慧与现代性反思相结合，如“文史脉波”中对古法榨油的描写，不仅是一种技艺记录，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呈现。这种古今对话的创作视角，使该书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正在消逝的乡土中国的精神备忘录。

　　影像里的乡村振兴

　　□ 轻 木

　　用30年光阴织就一幅山乡变迁的影像长卷，这是《梭戛故事：一个村庄的影像史》为我们呈现的乡村实景图。这本由杨元丽、蒋行远、杨安迪、曹经建共同完成的著作，以黔西北山区的梭戛乡长角苗社区为观察对象，通过跨越30年的影像记录与田野调查，系统呈现落后贫困山村到脱贫后极大改善生活水平的发展过程。该书不仅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也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现实图景。

　　1995年，作者杨安迪来到梭戛乡，把相机镜头对准一位在山坡上放羊的小女孩，拍下了第一张照片。彼时他并未想到，一场具有民族文化史和村庄发展史意义的影像记录就此展开。此后，杨元丽、蒋行远、曹经建相继参与进来，分别从该地的生态环境、民风民俗、社会生活、传统与现代、生态博物馆的实践等不同角度，全景式持续性拍摄、记录了一个原本落后的偏僻山区苗寨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从人类学视角切入，用镜头语言深度描述了当地从贫困山区到生态宜居文旅示范区的转型，从中发现中国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微观叙事中呈现和演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

　　从那张1995年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该地石漠化比较严重，山上寸草不生，人们只能在石缝间耕作。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政策的实施，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2021年的照片中已是草木繁茂，郁郁葱葱。过去，缺水是深嵌于喀斯特地貌中的村寨最大的生存困扰，当地人每天要用麻绳捆着木桶背水上山。后来，这种取水方式渐渐被自来水管道取代，这一过程被影像完整记录。这种跨越时空的影像对比，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把退耕还林还草、饮水工程等政策落地和村民奋斗，转化为可视的生活场景和丰沛细节，立体而真实。尤其是镜头下村民住房的变化，犹如一部电视连续剧，反映了时代巨变在一个村庄的投射，曾经的窝棚照片与生态修复后的新居对比，胜过万千数据报告。

　　1998年，当地建成了一座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这也是与山外联结的坐标和通往广阔世界的指示牌。博物馆将村民的现实生活、生存技艺、生活习俗以及文化信仰等作为核心进行保护和展示。整个村寨作为“无边界博物馆”的尝试，既代表了博物馆的一种全新样态，也探索了乡村振兴的崭新模式——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由此带来的乡村变化，不仅仅是外在样貌的改变，更是当地人民内在精神气质的提升。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一部视觉档案，也是一部民族志记录，它保留了濒临消失的历史瞬间和人文记忆。本书无疑是厚重的，这种厚重感在于，它在承载了一个山村30年历史的同时，更是中国乡村在时代发展浪潮中的集体缩影，30年浓缩了无数中国村庄的奋斗史。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既凝固了历史，也丈量着进步，更为这个时代谱写了一首关于乡村振兴的壮阔诗篇。

　　对村庄的深情

　　□ 范泽木

　　读胡海燕的《我们的村庄》，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满目葱茏的绿意。“绿色层次分明，深绿、浓绿、嫩绿、浅绿”，作者笔下的绿色不仅是视觉的感知，更是一种生命的浸润。“人走进去，绿了。苔藓走进去，绿了。缠绕的藤蔓走进去，绿了。”这种绿色仿佛具有神奇的感染力，即便是秋深冬初时节，也能感受到“春天正在醒来”的生机。这种对村庄色彩的敏感捕捉，折射出作者与乡村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

　　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冥想者的孤绝形象不同，本书的村庄呈现出一种温婉的气质，36个村庄或远或近，或亲或疏，作者总能以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与之相处。她不是村庄的旁观者，而是知己；不是过客，而是归人。在《去大皿看花》中，“有时随意走走，和朋友去后山那个叫‘虎爪岭’的地方择菜，下厨做一顿简单的晚饭，一个下午很慢又很快地过去了。”这样的文字，印证了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投射于村庄，又让村庄的景物承载这份情感，形成一种双向的滋养。

　　本书的写作还有着王国维所说的“不隔”境界。作者之所以能“不隔”地绘景抒情，在于她既捕捉村庄的外在形态，又深掘其内在神韵。写意与写实交融，虚与实如两根立柱，共同撑起本书的筋骨。在《神奇大盘山》中，她一反“群山之祖，诸水之源”的惯常表述，写道：“大盘山似乎是终点，让五千二百多座山峰聚拢过来，有序地排列起来，又似一个起点，让许多事物从这里出发。”这种独特的视角转换，既展现了景物特征，又融入了个人思考。在《遇见三水潭》中，她将新旧房子的关系比作“爷孙俩总能找着合适的方式，乐呵呵地处在一块”，从具象描写自然过渡到人情体悟，再升华至和而不同的哲理思考。这种由表及里、由实入虚的写作方式，让文字既有画面感，又有思想深度。作者写村口的大树：“它们是巧妙安排在村口的伏笔。绿意掩映下，村庄羞羞答答地打开自己。越往里头，越是敞亮。”树与村庄的从属、人文、审美关系，尽显于笔下。“不隔”正在于作者既能以画家的眼睛观察村庄形貌，又能以诗人的心灵触摸其魂魄，更以哲人的思辨体悟生命自然。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忆是故乡》中对故乡尚路研村的描写。面对最该倾注感情的对象，作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克制。她努力地按捺住感情，以冷静的笔调描述留给她丰富记忆的故乡，以及如今的样貌变迁。这种“于浓情处克制，于寡淡处起波澜”的处理方式，反而让情感显得更加深沉内敛。在抒发对陪伴过自己的村口大树的感悟时，作者由物及人，道出了生命之间的永恒牵绊。这种克制而深情的表达，与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直抒胸臆形成有趣对照。

　　作者找到了观察乡村的新视角，她不是简单地怀旧或抒情，而是以村庄为媒介，展开对时间、生命、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的村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乡村、理解乡土的可能方式——不是将乡村视为过去的标本，而是作为持续生长的生命体，与我们的情感和思考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