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财经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财经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财经思想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关于财经工作的思想理论、制度建设、方针政策及其伟大实践的总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从思想、理论、实践和文化四个维度系统认识红色财经，深刻领会和把握我们党领导推动财经工作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实践创造和文明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色财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把握了财政经济工作的根本规律，为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同各个时期财经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积极推动财政经济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为顺利完成各个历史时期中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人民立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都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不彰显着坚定的人民立场。
红色财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中央苏区推行统一财政管理，延安时期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和平赎买”政策，我国创造性地实现了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红色财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世界是运动发展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主动精神，预见和揭示了时代提出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科学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实践方案，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经济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领导创建了红军医院、兵工厂等后勤保障体系，发行“工”字银元，明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经原则，形成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新的概括，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引，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新发展理念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方面组成，实现了对发展理论的范式突破。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框架，突破了“中心—外围”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揭示了大国经济的内在规律和独特优势。高质量发展超越了以GDP增速为核心的数量型增长模式，确立了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突破了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
红色财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财经工作的伟大实践创新
为了解决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服务中心大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财经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实践创新，为完成各个时期历史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创造性地构建起服务于革命需要的财经体系。面对敌人封锁与物资匮乏，各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通过合理税收、发行公债、开展节约运动等方式筹集资金，建立独立货币体系，打破敌人金融垄断，为根据地经济稳定提供支撑，保障了革命战争的物资需求，积累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领导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实行统一财经管理，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恢复。“一五”计划聚焦于工业化建设，在短短几年内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开启了红色财经的转型发展新阶段，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经体系。价格改革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价格双轨制”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独特改革路径，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渡安排，成功实现了从计划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的平稳转轨。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建立涉外税收制度等创新实践，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红色财经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激发了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在脱贫攻坚战中，红色财经理论创新转化为系统完备的政策支撑体系，通过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发力，构建起“输血+造血”相结合的长效帮扶机制，为我国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作出重要贡献。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聚焦创新驱动，设立产业创新基金，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在绿色发展领域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在资源配置领域构建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独特协同模式，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平衡。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价格信号作用，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战略性产业等领域，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直接投资等方式弥补市场失灵。政策工具的系统集成是红色财经实践创新的重要特征，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协同联动与动态适配，打破了单一政策的功能局限，形成覆盖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完整政策工具箱。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必须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智慧，传承和弘扬红色财经的思想理论、实践经验和精神力量，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红色财经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跃迁均以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为先导。经济深度全球化与科技迅猛发展的双重变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要素从“土地—劳动—资本”向“数据—技术—创新”转型。全球化进程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配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传统文明形态内因资本主导形成的贫富分化、技术垄断、发展鸿沟、生态危机正在加速传导，倒逼人类文明形态向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逻辑、实现文明跃升”的新型发展范式，既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引。红色财经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新发展理念突破“增长至上”的传统经济增长理念，将发展定义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发展格局强调内需主导与开放合作相结合，为全球化困境提供破局思路。这些理论创新不仅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更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制度优势在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通过制定“五年规划”确保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在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科技创新等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效能。
在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深度交织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各国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红色财经蕴含的共享价值不仅是一种理念倡导，更是具体的行动方案，它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让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从中国发展中受益，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实践路径。
□ 李春根 李德满
（作者分别系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