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冬明 李芳

　　题记：

　　干将发硎，有作其芒。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11月26日，江西赣州，章江之畔，一幢两层楼的赣南客家民居内，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张霞女士不时驻足细看屋内的展陈。一套封面斑驳泛黄、用细纹米色布制成的书籍，引起了她的格外关注。这套书共3卷，封面中间套印3厘米的红带，红带上印着“资本论”三个醒目的大字，庄重美观、落落大方。其上方印着一行繁体小字“卡爾·馬克斯著  郭大力 王亞南譯”。

　　这套书是85年前（即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这幢客家民居，是翻译者之一郭大力的故居。穿越历史的天空，走进战火纷飞、颠沛流离、追寻真理的年代，让我们重温《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出版历程，体悟这段至今传为佳话的“传奇”岁月。

　　一

　　1937年秋，刚从战火连天的上海千里迢迢回到故乡的郭大力，仍在专心致志地翻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赣州南康三江乡斜角村，这间光线较暗的客家民居厢房里，他先译出初稿，再修改、誊清，然后辗转寄往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为了减轻重量，译稿用最薄稿纸（航空纸）誊抄。

　　厢房逼仄，外面是天井。每天早上洗漱之后，郭大力翻译2个小时，稍休息后继续工作4个小时，下午工作3个小时。傍晚后，他在田野小路上散步或打理菜园；晚上, 再在微弱的桐油灯光下，工作3个小时。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大力心急如焚、瞋目扼腕，但眼前的翻译工作却需要他心静如水、蹙额深思。因为，他深深知道：宣传真理，方可唤起民众；凝聚民心，才能救亡图存。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然而，历史却未曾料到：70年后，江西南部一个小村落的这间老屋里，一串串德文单词正变成一个个中国方块字，这部“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的巨著，即将完整地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其实，郭大力与《资本论》中文翻译早在1928年就已结缘。“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部光辉巨著之译成中文，那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青年的热切期望。”（经济学家许涤新语）这年1月，从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毕业不久的郭大力，从上海来到杭州，栖身于一处偏僻寺院。禅房寂寂，他开始了第一次的《资本论》翻译。郭大力后来回忆说：“大革命失败时,我正在大夏大学读书,又受了李石岑先生的影响。当时思想上震动很大，就下定决心翻译《资本论》。”在寺院，郭大力巧遇大革命失败后愤然离开北伐军的王亚南。两人一见如故，志趣相投，遂计划合作翻译《资本论》。

　　半年后，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然而面对译稿他们却并不满意。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花了40年时间，读过1500多种文献，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献达800多种，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翻译这部篇幅浩繁的巨著，其难度可想而知。两人决定下力气苦修德语，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入手，潜心钻研和翻译。随后短短几年间，郭大力独译或与人合译并出版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朗格的《朗格唯物论史》、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穆勒经济学原理》等一系列著作。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的炮火，将先前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损毁，但这丝毫未动摇他们的决心和信念。1935年，郭大力与从欧洲游历回国的王亚南在上海重聚，两人依据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再次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

　　当时，王亚南住在法租界，离郭大力居所相去不远，两人来往密切，翻译工作进展很快。到1936年底，他们已经陆续翻译好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前半部分。

　　“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超高的翻译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谈到翻译初衷，郭大力后来回忆说。

　　二

　　“有革命的需要”！几乎同一时间，上海的一个弄堂里，另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怀着同样的信念，也在苦苦追寻光明、宣传真知。

　　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蚕食、企图灭亡中国。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静安寺路正式开张，李公朴任社长，柳湜任出版部主任，艾思奇任编辑部主任，汪仑任经理兼业务部主任。同年，李公朴因“七君子事件”被捕，读书生活出版社刊物被封，书籍被禁，营业顿时停滞……在这紧要关头，幸经艾思奇的同乡、同学郑易里及其兄长郑一斋慷慨拿出3000银元接济，并商定邀请正在南京的同乡黄洛峰出任经理。遭此变故重新改组，出版社成立新的董事会，董事长为郑易里，经理为黄洛峰，艾思奇、柳湜任总编辑。大家多次酝酿共同拟定了一个出版计划，第一条就是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首要任务是出版《资本论》。接下来，大家却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而发愁：如此浩繁之翻译工程，何人可承担？另一方面，郭大力、王亚南为翻译出版《资本论》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在为找不到出版社而发愁。当时大多数的出版社不愿意冒险出版《资本论》这样一部红色著作。郭大力的生活因出版屡屡碰壁而陷入困境。

　　此时，与郭大力同为江西人的《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夏征农向读书生活出版社推荐说，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资本论》中文译稿，之前被财力雄厚的出版商拒绝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艾思奇随即走访了郭大力，并阅读了部分译稿，觉得译稿有相当水平。双方一拍即合。艾思奇回出版社后，大家听了消息都喜出望外，这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得知郭大力、王亚南为了翻译《资本论》常常面临生活困境，出版社特地同他们签订了约稿合同，决定每月预付郭大力、王亚南各80银元版税，以支持他们完成翻译工作；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银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作为专门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张霞女士介绍说，在不久前举办的上海韬奋纪念馆建馆65周年纪念活动上，郑易里的女儿郑珑把珍藏多年的父亲1937年至1940年间出资支付《资本论》版税，以及购买纸张等正式收据捐赠给了纪念馆。

　　1937年春，郭大力、王亚南将厚厚的一包《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到郑易里手里。随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八一三”战火随即在上海燃烧。郭大力租住在上海真如火车站附近，伴随着尖锐而急促的防空警报声，日本轰炸机投下一颗颗炸弹，周边爆炸声、尖叫声不绝于耳。为躲避战火，读书生活出版社派专人护送郭大力取道香港、广州，翻越梅关古道，回到当时相对宁静的江西赣州，以完成《资本论》二卷、三卷的翻译，其每月版税则照寄不误。

　　三

　　回到赣南老家后，郭大力把逼仄、低矮的老屋改造成了书房，没日没夜埋头翻译。乡间生活寂寞清苦，但好在还比较安定。

　　“信、达、雅”是翻译工作的三道难关。在翻译中，郭大力极其严谨细致。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做到译文尊重原文。他立足当时中国经济社会背景，广泛吸收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通行的经济学术语，语言采用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使翻译更易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国难当头，同仇敌忾。那段时间，艾思奇秘密去了延安，王亚南先后到武汉和重庆，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本着“在抗战中求发展”的方针，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西迁，黄洛峰去武汉开拓新局面，郑易里则坚守上海“孤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

　　郭大力，在赣南；王亚南，在重庆；黄洛峰，在武汉；郑易里，在上海；艾思奇，在延安——8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完整拼接这张“地图”时发现：《资本论》的翻译出版，涉及面之广、历程之曲折，令人惊叹。

　　1938年4月，《资本论》第三卷翻译工作接近尾声。由于战争原因，上海的纸张、印刷等价格较为低廉，出版社决定选择在上海出版《资本论》。一天，郭大力接到郑易里发来的电报，请他速去上海，共同处理译稿的排印等出版事宜。郭大力非常高兴。从江西到上海，要经过交战区，途中极其危险，但他毅然前往。

　　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71号，这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办公地点。出版社坚守“孤岛”，出版工作仍在进行。郭大力住在郑易里腾出来的一个小房间，一桌一椅、一张行军床。任务紧急，他一方面要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一方面要负责全部译稿（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的统稿、校订工作，同时还要审阅新排印出来的校样。郭大力日夜不停地工作，经常彻夜不眠，饮食更无定时。

　　正值盛夏，审稿、校订、排版、印制……大家在闷热的办公室里挥汗如雨，不舍昼夜，全身心地投入了“突击”出版。经过4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180多万字的三大卷《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在1938年八九月间出版了。这个版本的装帧按照郭大力的意见，尽量和德文原版保持一致。《资本论》在问世71年后，其中文全译本在抗战烽火中，首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黄洛峰看到样本时，激动得高声叫喊：“呵！这部伟大著作的全译本，终于在中国问世了！”他立即给在延安的艾思奇写信，告诉他这个特大喜讯。

　　郭大力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译者跋》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工作，虽曾因‘八一三’的炮火而延迟，但是，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黄洛峰二先生促其早日付印的好意，终于把一切的困难克服了……”

　　“让思想冲破牢笼！”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尝到了“真理的味道”。

　　四

　　真理烈火，照亮人间。

　　当《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在上海付印时，人们奔走相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争相订购，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各预约了一套。为满足读者需求，读书生活出版社首次印刷了3000套《资本论》中文全译本。

　　一波三折，《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在运输途中经历了一次“劫难”。出版社向内地发送的2000套译著，装在20个大木箱中，经由海路，绕道香港，计划经广州转送至桂林和重庆大后方。未曾想到，运输途中，遭遇日军空袭，毁于战火。出版社随即再加印1000套，由郑易里专程护送，绕道湛江，成功送到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收到书，大家像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欢欣鼓舞，一边翻着书，一边唱起《国际歌》来。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为了让延安读者尽快看到《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黄洛峰安排两个“直送渠道”，确保能够顺利送达：一路是，先让桂林分社联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将书装在卡车上最保险的位置，直赴延安。另一路，这部书籍运抵重庆后，拣出一部分，作为一项任务专送延安。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运抵革命圣地延安后，很快送达毛泽东手中。他仔细地阅读，并细致地做了圈注和笔记，还作了批注:

　　“1938”（上海出版日期）

　　“1867”（欧洲出版日期）

　　“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

　　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