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惠珍 李滇敏 毛江凡
“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是人们对绍兴这座城市的美誉，也是绍兴最有传播力、影响力和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把一座城市比喻成一个博物馆，这在全国恐怕也不多见。
绍兴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从大越到山阴，从会稽郡到越州城，从绍兴府到如今的绍兴市，城市的名称在变化，而旷古久远的文脉，底蕴丰厚的文明，一直贯穿古今，传承不息。
千百年来，这座风景秀丽、人文渊薮的江南水乡，孕育了无数文化名人，不仅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更以其卓越的风采和坚韧的风骨，展现了绍兴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与品格。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魏晋风度的王羲之，狂狷不驯的徐渭，知行合一的王阳明，还有那横眉冷对、铁骨铮铮的鲁迅，外表儒雅、内心刚毅的蔡元培，侠义肝胆、慷慨赴死的秋瑾……这些名士的家国情怀，让绍兴这座城市，从血液里就散发出不屈的骨气。
借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循迹溯源·运河文化绍兴行”百名文化记者采风之机，我们走进绍兴，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风韵，触摸人文绍兴的魏晋风骨，品读江南越州的别样风采。
一
从空中俯视，绍兴宛若一座漂浮于水上的城市。
“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千百年来，一叶乌篷船，划开纵横交错的水道，一圈圈漾开的涟漪，荡出这座水城的前世今生，投映出这座古城的千年印记。
这一脉好水，既成就了绍兴的“鱼米之乡”，更孕育出源远流长的绍兴水文化。
在会稽山大禹陵，在浙东运河博物馆，我们开启了一条河流、一方山水的回溯之旅。
大禹，是我国传说中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和夏王朝的建立者，根据历史传说，大禹的足迹遍布全国。“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亦无弗有也”，而以传说之早、遗迹之多、记载之详、流传之久，则非绍兴莫属。
禹陵、禹祠、禹庙、禹穴等禹迹，静静地坐落于绍兴会稽山，向人们诉说着英雄大禹的事迹。据文献典籍记载，在绍兴市范围内共有120余处禹迹，在民间自然也流传有许多与大禹有关的故事。
传说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神州大地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方略。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商议派谁去治理洪水。首领们一致推荐了鲧。
尧对鲧并不信任，在首领们的坚持下，只好勉强同意。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苦心劳身，历尽艰辛，锲而不舍。
据记载，大禹曾先后两次来绍兴治水，“毕功于了溪”，地平天成。宋代文人王十朋曾有《了溪》诗云：“禹迹始壶口，禹功终了溪。余粮散幽谷，归去锡玄圭。”
《尚书益稷》中称，当禹治水经过今绍兴城西北面的涂山时，与一个仰慕他的姑娘一见钟情，结为夫妻。新婚才四天，禹就惜别娇妻，匆匆踏上治水之路，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
第一次，禹率众人路过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岳母赶过来告知妻子生了病，大禹治水任务紧急，没进家中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他仍然过家门而不进。第三次，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大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又忍着没进去探望。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成为代代相传的美谈和夙夜奉公、担当作为的典范。
一次大禹治水来到剡（今绍兴嵊州），见剡溪浊浪滔天，而水流被一座大山迎面挡住导致水位猛涨、洪水四溢，剡溪两岸遭灾。大禹登上山顶察看地形后，决定劈开大山一角，将洪流导入舜江，于是组织民众并带头掘土。
大禹治水功毕，民工弃余粮于此，当地人知道这是大禹的粮食，就将当地的一种石头称之为余粮石，而那座山，就是今天的“禹岭”。
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大禹终于把洪水引到了大海里，驯服了洪水，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治水成功后，大禹在今绍兴涂山会盟天下部落首领。唐朝诗人胡曾的《咏史诗·涂山》有云：大禹涂山御座开，诸侯玉帛走如雷。防风谩有专车骨，何事兹辰最后来。
诗中叙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大禹接受舜的禅让，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涂山会盟时，召集天下首领，共同规划部落联盟的治理模式。开会时还有个小插曲，大家都到齐了，只有防风氏迟到，为了严明纪律，禹就把他处死了。
《史记·封禅书》记载：“禹封泰山，禅会稽。”说的就是大禹在涂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祭诸神，明君位，示一体，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史记》还记载了西汉时流行的说法：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因大禹葬于此，涂山更名为会稽山。
那么，大禹为什么会在绍兴去世呢？《史记》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由此可知，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接了他的帝位，并非他自己的本意，实乃是人民群众的呼声而然。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禹在位10年，去世后葬于会稽时为公元前2062年，距今已有4000多年。如今，在大禹陵附近的禹陵村，住户多为姒姓，也就是禹的后代，至今已传至144世。
会稽苍苍，若耶汤汤，祭奠崇隆，千秋享祀。如今，每年谷雨，绍兴大禹陵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禹典礼。来自海内外的宾客，汇聚于会稽山庄严肃穆的大禹陵祭祀广场，追念先祖的圣功伟业，这也是绍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6年6月，大禹祭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大禹祭典成为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祭典之一。
而我们也愿意相信，大禹作为古代绍兴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人们纪念他，更多的是他身上拥有的那种朴素勤劳、大公无私的品德，以及舍小家为大家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
或者也可以说，大禹精神是绍兴人民勤劳、智慧、勇敢的象征，是千百年来绍兴文化的一个深邃截面。
二
如果大禹绍兴治水的故事因传说而美丽，那么，这座城市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又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魏晋风度。
王羲之、王阳明、徐渭，就是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
与王羲之相差五个朝代、与王阳明同一时代却小49岁的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曾经著文谈到过他的两位老乡王羲之、王阳明。他说：“古人论右军（王羲之）以书掩其人，新建（王阳明）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这是他对两位同乡先贤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
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公元351年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随后迁居至会稽郡，即现在的绍兴市，人称“王会稽”“王右军”。他当年的居住地，位于绍兴越城区书圣故里历史街区，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最朴实熨帖的老城生活，还可以追寻藏在其间动人的古城旧事。
走在街区里，那些悠长寂静的小径，一个个先贤的面孔像留影机一样一闪而过，似乎转个身就能邂逅一段历史。而小巷的尽头，一艘艘乌篷船荡过水面，年轻的游客穿着古装，在石桥上打卡拍照，河岸的人家在房前晾着衣服，生活的琐碎和诗意同框，船行一路，人生百味里的气息与景况浮现如初。
题扇桥前，一组铜像定格了千年之前书圣王羲之为卖扇老妪题扇的瞬间，而桥侧房舍洁白的外墙上，则写有其《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其笔法圆劲古雅，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极致的流利秀美。即使偶尔重心忽左忽右，全局依然匀整安稳，呈现出不失平衡的美感。
可以想见，1000多年前，在一个大雪纷飞、倏然而停的日子里，正于家中守着红泥火炉、手握绿蚁新酒、好不惬意的王羲之，写下了这封全文仅28个字、却被后世奉为“天下法书第一”的《快雪时晴帖》时，那是何等的快意。
而在离书圣故里15公里外的兰渚山下，那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故事，正在兰亭景区重现。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上巳日，王羲之偕亲朋谢安、孙绰等42人，在兰亭举行修禊活动。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记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祓禊仪式后，王羲之等人传承古俗，流觞赋诗，最后众人之诗汇成诗集，王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集序》。
今日的流觞亭，位于绍兴市兰亭景区内。流觞亭匾额上书“曲水邀欢处”五个大字，亭面阔三间，四面有围廊。流觞亭前有一弯弯曲曲的小溪，这就是兰亭序里有名的曲水。
流觞亭是兰亭景区主要建筑之一，建于清代。亭内墙上挂着一幅“流觞曲水图”，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王羲之等人修禊雅集的情景，有的低头沉吟，有的举杯畅饮，有的醉态毕露，令人叫绝。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既有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富有创新精神，这正是他的艺术风格和文人风骨所在，他的书法作品也成了后人研究和学习的典范。
兰亭雅集与兰亭文化因时相传。如今，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在曲水流觞处，绍兴当地都会举办隆重的兰亭书法节，至今已举办40届。这项活动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一次全面深入的兰亭文化体验，更是后人纪念王羲之最好的文化传习方式。
与王羲之一样，他的本家王阳明，其书法艺术造诣也很高，盖因阳明先生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太过突出，反而让大家忽视了他的书法水平。正所谓悟道之人一通百通，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书法造诣相得益彰。
因为触怒权贵，王阳明被贬贵州蛮夷之地，在人生的绝境当中，他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束缚，主张“知行合一”“心即理也”，万物之理只在内心。王阳明这段思想顿悟的经历被称为“龙场悟道”。
与王羲之不同，王阳明一生颠沛流离，大多在外为官，客居他乡。他立德、立功、立言及“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基本上都在江西。
然而，故乡永远是他心中最柔软、最牵挂的地方。
王阳明一生6次回到家乡，总计15个年头，占了他生命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自50岁至56岁，足足住了7个年头。在家乡，王阳明修炼洞天、建造府第、收徒讲学、郊游祭祖，至少留下了13处遗迹。
因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立了功，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于是，他在父亲王华原状元府第的基础上，扩建成了新建伯府，民间多称伯府。伯府建有大厅，多作讲学之用。另有天泉楼、碧霞池、观象台等建筑，也是王阳明讲学的重要地方，可惜后来为大火所毁。
2020年夏，绍兴市启动了伯府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重修工作。如今，王阳明故居（新建伯府）和王阳明纪念馆已建成并开放，纪念馆外观从阳明心学的传统文化经典出发，借助中国画中散点透视的特点，沉浸式展现了阳明心学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梁启超曾经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另外半个是曾国藩。王阳明当得起这个称号。
1529年1月9日，当王阳明在江西大余青龙铺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字遗言，与世长辞之时，他的小老乡徐渭才8岁。徐渭虽然没有得到过王阳明的亲自教诲，但他的老师季本，却是王阳明嫡传弟子。
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最好安排。
徐渭27岁拜季本为师，相见恨晚。他曾有“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之叹。通过季本和王阳明的另一个弟子王畿，徐渭与王阳明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思想和师生关系，他不断学习和实践阳明心学，真正领悟到了阳明心学的精髓所在。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困厄重重，故而他的为文，是以现实人生为写照，“侘傺穷愁”、悲鸣自放乃其主要内容。到了晚年，他形单影只，老病缠身，可谓凄凉。但徐渭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艺术上，他就像一只从草丛里惊起的雀鸟，在经历了上升途中所有的狂风暴雨之后，终于升向了高空，并瞬即化为大鹏，翱翔于云端，他的书法、绘画、诗词乃至戏曲、军事，无不令后世的仰望者为之惊叹，他不仅是中国美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更在斑斓多姿的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王羲之、王阳明、徐渭，高远正直也罢，光明磊落也罢，狂狷孤傲也罢，作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典范，他们的名字，早已在古越大地上翰墨流芳。
三
宋代大儒张载曾写下著名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绍兴，历代文人士大夫亦以此为人生理想。而近代以来，一大批绍兴志士仁人，以品格高蹈、家国情怀为立身之本和人生追求，走上了革故鼎新、焕变时风的道路。最有名的，自然是一支笔杆救民心的民族脊梁——鲁迅。
地处绍兴越城区的鲁迅故居，是一栋清代老台门建筑。走进院内，扑面而来的是一张张充满稚气却又青春洋溢的脸，这些研学的孩子穿着统一的校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们一边认真地听着、记着，一边回味着课本里的鲁迅那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鲁迅本姓周名树人，1881年在浙江绍兴一个叫东昌坊口的地方出生。1900年外出求学前一直生活在这里，后来回到家乡工作时也住在祖屋里。
少年鲁迅的欢乐并不长久。他曾经自述：“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受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一年多，死去了。”
可以说，这段生活对后来的鲁迅影响很大，他性格中的冷峻，他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都与此有关。
不久后，鲁迅远渡东瀛学习医学，本意悬壶济世，医救苍生。但在日本了解到日俄战争时期，国人面对在自己国土上为非作歹的强盗，不但表现得麻木不仁，有的还当起了汉奸，那一刻他如醍醐灌顶般彻悟：国人的身体固然还不够强壮，但精神上的问题更大。最终他弃医从文，以笔为戈，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文字这味药，来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国民。
鲁迅所处的时代，恰逢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时期，文坛上能人辈出。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却是其他文人无法企及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他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责任感，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文人风骨和家国情怀，为绍兴文化注入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正义感，他的伟大超越了时代。
蔡元培的故居，也在绍兴越城区，离鲁迅故居不远，同样是一座清代老台门建筑。
蔡元培，号孑民，生于1868年，长鲁迅13岁，童年与少年在绍兴长大，与鲁迅家有世谊。25岁他高中进士点为翰林时，12岁的鲁迅刚走进“三味书屋”。作为同乡和师长，蔡元培对鲁迅有知遇之恩，提携扶持不遗余力，诚如郭沫若所说“对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
1894年，蔡元培27岁时，甲午战争爆发，他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并参加反清帝制的斗争。辛亥革命后，留欧归国的蔡元培已闻名中外，于1912年1月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1916年12月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蔡元培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美国学者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世界各国的名校校长中，在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和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恐怕只有蔡元培一人。
可以说，蔡元培和鲁迅这对同乡，对中国现代文化贡献卓越，堪称并耀于世的双子星座。而更让人惊叹的是，绍兴为北大“贡献”了4位校长，在北大120多年的历史中，占了近七分之一。除了北大精神之父的蔡元培，其他三位分别是何燮侯、蒋梦麟、马寅初，这些绍兴籍校长，以不畏强权的风骨、宽容大度的胸怀、深厚的学养，为北大、为中国近现代的教育与文化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民国时期，绍兴还涌现出以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志士，这三人被并称为越城“辛亥三杰”。绍兴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光复会的大本营。一大批革命志士发扬坚韧不屈的精神，以大无畏的气魄投身到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斗争中，用血汗与生命，谱写了绍兴近代史上辉煌的一页。“辛亥三杰”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人物。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绍兴对名人故居、遗迹的文化发掘保护、活化利用，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升、修缮、新增开放名人故居20多处，并将其纳入重塑城市文化体系中。绍兴的名人故居不“孤居”，老故事被赋予了更多更精彩的新内容。
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专属符号，绍兴则始终和名人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名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名人故居则是折射名人文化和铸造名人成就的载体，是城市的物化记忆和档案。作为触摸历史的“活化石”，名人故居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魅力，对一个地方文化的构建与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老绍兴，今更兴。
弘扬名人文化，赓续名人风骨，传承名人精神，绍兴正借助名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尚，在挖掘城市历史和守护城市文脉中，推动文旅融合，为绍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千年文化瑰宝在新时代散发出璀璨的光彩。
绍兴的柔美，因山水的氤氲而丰盈；绍兴的风骨，也必将因名士的浸润而升华。
（本版图片由毛江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