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H.H.Hu”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植物学权威和“水杉之父”，“胡步曾”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者之一、学衡派主要人物、古体诗人，“胡先骕”则是知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三个名字代表了三个领域，指向的却是同一个人。
即使在今日，研究胡先骕的学者仍分属于不相往来的两大学科。虽然有很多同辈大师自如穿梭于中西文化，比如陈寅恪、林语堂、钱钟书等，但胡先骕横跨中西亦纵贯文理，这真让人难以置信。
他更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纯粹的人。就像当年胡先骕上下求索“发现”水杉一样，世人对他的认知，也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
连日来，记者与专家对话，在史海钩沉，专访胡先骕孙女胡晓江教授，力图还原这位有血有肉的先贤。
人 生 被遗忘的祖父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1894年出生于南昌新建的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
陈奕蒙（新建区委书记）：千年古邑新建可谓“江山好，灵气蔚，生人杰”。胡先骕出生于我区鱼米之乡——联圩镇均洲村中胡自然村一个文化世家，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奠定了他勤奋向上的基础。
胡先骕的曾祖胡家玉，清道光年间探花，累迁至太常寺卿。胡先骕以“步曾”为字，寄托了父亲希望他继承曾祖德业事功的愿望。先骕的祖父、父亲皆有文名。清咸丰年间，祖父胡济清选授浙江藩库大使；清光绪年间，父亲胡承弼任陕西某县知县，可惜48岁英年早逝。先骕时年仅8岁，好在有慈母陈彩芝言传身教。
胡先骕两岁还不会开口说话，家人以为他是哑巴。有一天，他突然开口说“穿山甲”，家人非常惊讶。原来，他母亲床上放了一柄挠痒用的穿山甲壳，家人经常说，竟被他牢记。
20世纪30年代，胡先骕与地质学家李四光同被聘为撰修《庐山志》的顾问。李四光有次闲谈说到，搞地质、植物的，都是与山川河泽打交道，像穿山甲一样生活。胡先骕听后笑谈儿时之事，说开口第一句竟成命运的谶语，这段逸事由此曝光。
胡先骕出生之年恰是清朝甲午战败之岁，国家风雨飘摇，改变图强是民族先进分子的梦想。
胡先骕以传统教育启蒙，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1909年至1911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被江西省官派到美国加州大学留学，1916年获植物学学士学位。1923年再次赴美留学，192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放眼当时，胡先骕二度被官派留学，经历罕有。
胡先骕的孙女胡晓江是知名社会学学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并获博士学位。“爷孙同在哈佛读博，这中间有什么因缘吗？”5月26日，记者在南昌青苑书店专访胡晓江时，特别提了这个问题。
“30年前，我即将大学毕业，申请出国留学，就要老爸推荐几所大学做参考。印象中听说爷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就顺口问了句，爷爷在哪读的博士？”令胡晓江惊讶的是，作为胡先骕最小的儿子，身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的父亲胡德焜这样回答她：“好像是哈佛吧。”
“就这六个字。他很犹豫，似乎拿不准这事告诉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胡晓江来说，“寻找胡先骕”慢慢成为她的一个重大人生课题。
刚开始，胡晓江对祖父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与其他人一样，是从零开始了解胡先骕这个人。”她提到祖父，一般都直呼“胡先骕”。原因很简单，胡先骕1968年去世，那时她还未出生。对于孙女来说，这位祖父仅是故纸堆里无数陌生人中的一个，而从未“真正存在”过。
“一个人，哪怕他在你一岁时去世，与他在你出生之前去世，给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他和我的生命从来没有过时空交集。”胡晓江说祖父去世之后，有30年是被世界遗忘的，连在家里也不被提起。“胡先骕去世的时候，我父亲30岁，他对自己父亲的历史也不是很感兴趣。这当然不是因为‘没有时空交集’，而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于旧时代所有的一切有意地疏离、屏蔽和切割。”
文 学 跨越80年的寻找
2014年，胡德焜开始做《胡先骕全集》（下称“《全集》”）。胡晓江想帮助父亲，因为《全集》里有中文、英文、拉丁文，除了文科还有理科，而父亲是学数学的，年纪也大了。随着胡晓江承担的编撰工作越来越多，对祖父了解也越来越深，慢慢就被吸引了。“了解到他同时代的那群人，整个时代的历史，这个过程本身也具有社会学意义和历史学意义。”
许多人知道胡先骕是因为他是“水杉之父”。他也是第一个发表植物新属（1928年的秤锤木属）和新科（1934年的鞘柄木科）的中国人，这是中国科学家跻身国际植物学界的开端。他一生发表的植物新类群更是数不胜数。中国孩子大都学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提到的覆盆子，其学名也是胡先骕于1925年定名的。
让胡晓江感慨的是，人类为自身确定道路要比确定植物世界困难得多。
胡先骕这一代人在青年时接受了思想启蒙，普遍认同共和思想，可是在面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时，则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身为“理科生”的胡先骕从1919年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开始，写下了一系列与胡适的主张针锋相对的辩文，时人并称二人为“南胡北胡”。胡先骕的文学批评体大虑周、中外互证、逻辑严密、干脆利落，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胡晓江认为，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的文化遗产屡受重创，此时重读胡先骕的早期文章，更让人感叹其历史的远见。
胡先骕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并不止于打笔仗。他坚信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国界的价值，但缺少翻译的桥梁，所以他要亲手搭建这座桥梁。
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先骕酝酿了一个庞大的中国经典英译计划。他完成了170首苏东坡诗词的英译、洪昇《长生殿》全本的英译、宋朝文化的译介文章以及很多古诗的英译……在科学事业正值高峰的40多岁年纪来做文学翻译，胡先骕此举是为中华文化尽责，践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承诺。
无奈天不遂人愿，战火打断了胡先骕的译介努力，甚至灭失了他的大部分译稿，以至于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史的研究中，长期无人知道胡先骕的翻译工程。
庆幸的是，在胡晓江整理《全集》期间，失踪了80年之久的《长生殿》完整译稿，奇迹般地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找到了。
2016年6月，在爱尔兰一座古堡里，胡晓江找到了一批80年前的信件。信是写给古堡主人老伯爵的。这个古堡所在的欧洲庄园，以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树木而闻名，树种则源自这位来信者——胡先骕。
胡晓江整理这些旧信时，发现了两封附信，是胡先骕请老伯爵转给一个叫作Seton的人。大意是说Seton把我的《长生殿》拿走了，现在没有消息了，请你帮我转信给他。胡晓江隐约记得老一辈的谈话中提到过胡先骕曾翻译了《长生殿》，但也都知道那是一个“早就丢了”的东西。
到了2018年，胡晓江给每个与胡先骕通过信的人写简介，却怎么也查不到这个Seton。她较真起来，通过各种手段查到了那时很多生活在北平的外国人，还是杳无Seton的踪迹。直到有一天，她再次查看手写版附信，电光石火间发现了问题：那个名字不是Seton，而是Acton！因为手写的花体A和S很像，录入者将5个英文字母看错了2个，真正的收信人叫“Acton”。再一查发现，Acton竟是英语文学界的名人、著名作家艾克顿（Harold Acton）。
“那时艾克顿在北平干了很多事情，包括与胡先骕的互动。当然他也充满各种各样的绯闻、故事，是特别热闹的一个人。”谈起《长生殿》英译版重见天日的过程，胡晓江依然难掩激动：“我经常深夜工作，有天凌晨3点，追踪到一个链接，是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艾克顿档案。我顺着链接追过去，发现档案目录整整齐齐，《长生殿》赫然在目。那一刻我醍醐灌顶，激动得都不知道找谁表达心情！”
在这批信中，胡先骕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翻译《长生殿》的过程。
胡先骕的愿望，是把中国传统戏曲介绍给世界。他和英国青年艾克顿相识于1935年，因为艾克顿以前翻译过中国现代戏剧，所以他向艾克顿提议，两人合作翻译中国古典戏曲，放到伦敦、纽约的舞台上去演。
1938年一整年，胡先骕一边写《种子植物分类学》，一边翻译《长生殿》。完成的译稿一出出交给艾克顿，拜托他修改校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艾克顿匆匆忙忙拿着胡先骕翻译的手稿，回英国参加了空军。世事动荡，生灵涂炭，双方慢慢失去联系。
现在看来，艾克顿后来确实把一箱手稿送到了爱尔兰老伯爵家里。老伯爵去世之后，他的后代也不明白手稿的来龙去脉，手稿辗转落到耶鲁大学图书馆“珍稀手稿部”。
五十出译文无一缺漏，安静地躺在异国数十年之久，一直在等待前来找她的人。
科 学 光芒四射的传奇
胡先骕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批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是最后一代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又是第一代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群体。在知识训练上，他们“博通中西，文理兼擅”；在道德情操上，他们矢志报国，坚守真理。
傅修延（知名学者、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先骕属于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他这一生成就的事业太多，多到人们数都数不过来。这样豪气干云的忘我投入，与今天一些人的“躺平”形成鲜明的对照。胡先骕有利于提振今人的地域文化自信，因为他显示“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之语并非只适用于过去——赣鄱大地直到20世纪还在“出产”如此非凡的人物，这片土地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胡先骕从未像传统中国文人那样纠结于“出世”还是“入世”，他从来都是要参与、要行动、要负责、要成功。他在弱冠之年填的词《台城路·言志》中说：“勤修道艺，想重整河山，莫非吾辈。未是夸言，冥心孤往自能济。”
作为科学家的胡先骕，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事业家”。
1921年，胡先骕与动物学家秉志建立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现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次年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
1933年，胡先骕牵头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家的组织中国植物学会。在战争阴云密布之际，胡先骕又分头布局，在1934年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现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在1936年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在战火中的1940年，胡先骕创建了中正大学生物系（现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坚信中国必定会赢得抗战胜利的胡先骕，在1944年就提出要在战后设立中央植物园体系与国家公园体系。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我曾在南昌大学的前身江西大学求学，1979年考上江西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拜入邓宗觉先生门下攻读动物学硕士学位。恩师对先骕先生的崇敬之情、师生之谊是融于血液之中的。我听恩师提起先骕先生的故事。他记忆最深的是先骕先生的课，虽然普通话中带有浓郁的新建乡音，还时不时蹦出英语和拉丁语，但上课内容天马行空又落地驰骋，先骕先生兴致来时，也有五言七律镶嵌其间，那真是艺术的享受。
胡先骕还写过3部大学的植物学教科书。1923年，《高等植物学》出版；1940年完成的《种子植物分类学》手稿在战火中幸存，得以于1951年出版；1955年，《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这三本大学教科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植物学人才。
人 格 个性鲜明终一生
大学、学系、研究所、植物园、学会、刊物、教科书……人们不禁要问，胡先骕怎么能做成这么多事？他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其实胡先骕纵横捭阖的行动路上，是接连不断的障碍与挫败，大到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中到官僚主义或制度阻碍，小到意外事故或个人性格。”岁月里，胡晓江越来越懂得了祖父：“但现实中，胡先骕很少因这些挫败而沮丧，或因这些障碍而迟疑。”
胡先骕完全不回避干事业所必须处理的人间烟火事：人员招募、经费筹集、预算编制、品牌打造、关系疏通、讨价还价，甚至选址盖房，卖物换钱。事无巨细，他都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无中看见有。
黄路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先生筹建中正大学，“开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非常不易、何等艰辛，江西农大至今珍藏着许多中正大学时期的植物标本。任何一项创建工作，挫折、坎坷在所难免，可贵的是面对挫败而不沮丧、面对障碍而不迟疑。正是先生展现的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和世界格局，具有的精心擘画、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的开拓精神，使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很快登上世界舞台。
在胡先骕的领导下，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了“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成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胡先骕培养和提携的一大批年轻一代科学家，撑起了中国植物学的半壁江山，还纷纷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在开创科学事业的同时，胡先骕也以同样的热忱参与社会事业。对于胡先骕来说，家国一体，中国是自己的中国，无需考虑科学家的专业分工。他每遇大事必写评论，每逢会议必然开口。在一番高屋建瓴的分析议论之后，他还往往不忘告诫大家“要好自谋之”。用后世的词汇来说，胡先骕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胡晓江认为，胡先骕虽秉承儒家精神，对国家对事业对朋友对家庭尽忠尽义，但远远不是儒家推崇的通过修身养性不断打磨而成的圆润的完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透明、棱角分明的人。
胡先骕性格鲜明，幼年即获“神童”之誉，早期受教于多位大儒，少年成名，奠定了他一生自信的心理底色。
陈芬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师范大学校长）：作为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胡先骕先生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吾省不办大学则已，欲办则必须办一模范大学”，在战时战地办学兴校，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学校短短数年即成为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并称为“民国三中”的一流学府。
胡先骕根本就不在那条始于“每日三省吾身”、终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传统修炼道路上。他是如此桀骜不驯，可以在以自谦为必备美德的文化范式中自诩已经赢得了“生前身后名”，还告诉学生“你们见到我是三生有幸”；可以不顾“给人留面子”的礼仪规范，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他人；也可以在文人不谈钱的清高传统中不客气地催稿费。
胡晓江分析，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新文化运动中扛起大旗与胡适论战，却在后来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拒绝批判胡适；他才可能在战争炮火中写下史诗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复刊前言》，又能直斥苏联的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
实际上，说胡先骕“勇敢”似乎并不准确。胡先骕并不是审时度势之后做出了这些“选择”，而是他根本就不去审时度势。
黄宏文（庐山植物园主任）：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病逝于北京寓所。1984年7月10日，庐山植物园在松柏区水杉林内建造了胡先骕的墓地。从此，先生长眠在宁静的水杉林中。2023年，庐山植物园列入国家植物园14个候选园名单。力争庐山国家植物园获批，此刻成为江西人民共同的期盼。
胡先骕曾写下自己的历史观：“勿惊世变违前史，终见天心覆大寰。”不必惊诧于当前的变化违背了历史，因为天道人心终将覆盖整个世界。正是以此气度，胡先骕从来都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委屈自己的智商、良心和人格尊严，去向不真、不善、不美折腰。
故，世间曾有胡先骕，水杉今日犹葱茏。是为题记。
■本版主编 周 颖
■美术编辑 杨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