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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广昌记忆

  □ 宋海峰

  一踏上广昌这片红色土地,我的灵魂就受到强烈震撼。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保卫北大门、激战高虎脑、血洒万年亭……这些凝固的史诗,讲述着一段红军浴血广昌的历史。正如党史专家滕文生所说:“中央红军长征故事要从这里讲起。”

  冯家祠位于广昌县头陂镇下关,是一座清代建筑,也是广昌保卫战期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议旧址。

  1934年4月27日,战斗停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被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叫到冯家祠谈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啊”,这座古老的建筑记录着彭大将军的痛心和愤怒,他痛斥李德和博古:“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时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五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

  素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批评的激愤之言,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心声。

  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50万大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党史资料记载,临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武断地否认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制定不切合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命令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的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在国民党军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作战计划,只会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就在红军苦战之际,驻福建省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一时慌了手脚,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11个师,镇压十九路军。

  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红军主力应抓住这一机会,组织有力兵团突击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但博古、李德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战略眼光,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致使红军错过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个良机。

  黎川失守后,红军陷入战略被动局面。国民党军为了夺取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纠集北路军第三路军11个师的兵力,沿旴江两岸推进,妄图攻占广昌。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德等人把战略方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一样“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下令调集红军主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在战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准备与敌人决战。

  行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广昌段)的甘竹大罗山、长生桥、饶家堡等广昌保卫战遗址,我脑中出现一个疑问:在红军反“围剿”前期作战频频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博古、李德为何还要调集红军在广昌与敌决战?

  我从一份份斑驳的党史资料中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广昌是“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区的道路”的战略要地,如果“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因而决定要在广昌与敌决战。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失败也就成为战役的注定结局。

  1994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到阔别55年的广昌时感叹:“广昌保卫战是历次反‘围剿’以来最为激烈、最为残酷、最为困难、最为被动的一仗。”

  1934年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打响。红军9个主力师在旴江两岸十余公里的战线上,筑堡挖壕,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旴江两岸硝烟迭起,弹如飞星,红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浴血奋战,战况十分惨烈。

  广昌老城城北有一个叫清水塘的地方,当年,红四师的一个营坚守在这里的一个所谓的“永久性”堡垒中,从当日早上到午后,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攻击,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因工事被敌机炸坍,全营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红五军团十四师师长张宗逊回忆,红十四师在战前全师有2000多人,战后只剩下几百人,随后被撤销番号。

  正如毛泽东所说,“乞丐要和龙王比宝”,比的结果,毫无悬念,自然是“乞丐”输了。18天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以付出5000余人的代价,换来的是惨败。

  广昌之败,长征之始。广昌决战后,国民党军继续以重兵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抵御敌人的计划,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为遏制南进之敌,彭德怀、杨尚昆奉命率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殊死阻击战,包括大寨脑战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因三次战斗均发生在高虎脑境内,故合称为“高虎脑战役”。

  站立在大寨脑战斗遗址,看见山上仍保留着当年红军挖掘的堑壕、掩体工事遗迹及弹坑。1934年7月21日拂晓,高虎脑战役首仗——大寨脑之战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羊群战术”向红军阵地发起疯狂的进攻。战斗中,红军指战员的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进行肉搏战。在胜利完成了大寨脑阻击战任务后,红军转移到高虎脑布防。

  8月5日凌晨,高虎脑战斗打响。阵地上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三营九连警通员池道生生前回忆,我军官兵密切配合,依托险要地形,英勇抗击……敌精锐第八十九师遭受重创,完全丧失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军,奉命撤出高虎脑阵地,转移到万年亭布防。

  行走在万年亭的青山绿水间,每一座烈士墓,都是回眸历史的闪亮路标,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我来到陈阿金烈士墓前瞻仰。墓碑上写着,1934年8月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陈阿金在指挥万年亭战斗时,遭遇敌机空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5个日夜,万年亭的战斗场景究竟有多惨烈,如今已很难想象。红军付出的巨大牺牲,已足以说明一切。战后,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称:“万年亭一战,牺牲惨重,被射而死伤过半,在鹿砦之内者,无一生存。”

  在历时41天的高虎脑战役中,红军将士以牺牲3000人的代价,歼敌6500余人,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正如党史专家石仲泉所说,“广昌战役的失利引发了战略转移的决策,高虎脑战役的阻击为最后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

  荡气回肠的高虎脑战役之后,响起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嘹亮的号角,八万多红军将士跨过残阳如血的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途,开始万里征程,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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