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 为

　　近年来，“文博热”已成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知名博物馆“一票难求”，“网红”文物前拍照打卡的队伍绕了一匝又一匝，好看又好玩的文创产品屡屡售罄，即便是山高路远的考古遗址公园，仍不乏各年龄段的历史文化爱好者纷至沓来。随着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程度的加深与欣赏能力的提高，加之社会上文化供给日益丰富，以文博为媒介的古今“对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受众，形成了全社会蔚为大观的“好古”新风尚。国家文物局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我国博物馆举办展览4万余个、教育活动38万余场，接待观众12.9亿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殊异，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多元一体，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为后世留下了无数文化瑰宝，引人驻足、流连。在辽宁阜新近万年前的查海遗址，面对栩栩如生的巨大龙形石堆塑，人们对“龙的传人”这一称呼有了更为强烈的直观体认；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凝视着甲骨上的一列列卜辞，人们稍加辨识就不难发现通用汉字与甲骨文字的继承关系，禁不住赞叹我们文明的传承有序；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幽蓝深邃、典雅不俗的青花瓷向世人展示了china流通四海的魅力……一件件文物，传递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充实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增强了全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中华民族是怀有浓厚史学情结的古老民族，很早便意识到历史文物对文化研究和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孔子在论及夏、商两代的礼乐文明时，曾发出“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的慨叹，意思是说，如果留存下来的文物和熟悉掌故的人才足够的话，就能佐证自己对两代文化的考证了。在清代，著名的乾嘉学派试图通过对典章名物的考据，穷究学术真谛，重振文化道统。比如，对先秦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研究，是为了厘清字义，更好地解释儒家经典。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古人的好古情怀往往寄托着对理想人格和美好社会的深层追求。他们以“道器不离”的视角观照先代文物，阐释并弘扬蕴含其中的圣贤之道，接续人文传统，推动社会治理臻于尽善尽美。

　　近代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传统社会的一些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从现代文明中分离出来，成为史料中的“他者”。那些曾是先民生产生活组成部分的器物、建筑逐渐丧失了本来的功能，成为供游人欣赏的文化景观。人们隔着玻璃展柜、透过电视荧屏或虚拟现实设备，饱览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幅《清明上河图》般且繁华且诗意却又“带不走”的华夏生活图景。景观化的文物虽然远离了现代人的三餐四季，但依然是我们得以直观感受传统文明的最真实的媒介。今天，我们要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就不能满足于仅仅视文物为文化消费品的一种，而要让文物所承载的古人思想智慧和生活情趣从博物馆中“走出来”，与时代价值发生化学反应，丰富并增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博热”不是终点，而是一种新文化的起点。

　　文博让文化“热”了起来，但还要让文化“兴”起来、“强”起来。时下的“文博热”，正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进入大众的视野。每一位中华儿女也更加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到固本开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物虽古，文脉常青。青铜雁鱼灯体现的环保智慧、辟雍砚象征的尊道尚学精神等，依然可以被引入现代文明的价值谱系，提升我们的发展质量和生活品质。历史和实践将继续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并非天悬壤隔，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仅能繁荣文旅经济，更能帮助炎黄子孙确立深层次的价值追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回归生活、回归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