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源  王 淳

　　《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让读者从网络的喧嚣中，重新体会了传统书信的无穷魅力。这套上、下两册的作品，以“靛花巷三号”这一与西南联合大学紧密关联的历史地名为线索，收录了1937年至1946年间诸多西南联大名师巨匠和无名师生的200余封公私信件，讲述了如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家非同寻常的一面，这些书信钩沉了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精神和使命。通过本书也让我们知晓了许多西南联大人求学、生活、人文、情感等方面的故事，读来受益匪浅。

　　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到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战火中克服重重困难，乐观豁达、刻苦钻研、追求真理，并取得了斐然成就。在《最可羡慕学术空气浓厚》一信中，地质学家李文达讲述了西南联大浓厚自由的学术氛围，通过这封信我们了解到其师冯景兰、米士等教授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在闻一多致高孝贞的信《何妨一下楼主人》中，我们得以了解闻一多“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别号的由来，闻一多为钻研学问很少下楼，汤用彤、钱穆等就送给他这么一个别号，在这里，闻一多完成了《中国上古文学史》《乐府诗笺》《新诗的前途》等著述。在教授会及25名教授致联大常委会的《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一信中，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精神。《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一信则体现了陈寅恪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尤其让我们无比激动的是，本书还收录了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学系的家父王庆芠的书信《我们的事业须合国家需用》，以及我们姐妹二人保存了85年的一封家书。原以为那是战争时期一个远在浙江的哥哥，写给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弟弟的一封极其普通的书信，之所以珍贵，不过是保存的时间较长而已。但经过这本书的收录、书写、点缀和衬托，使之又焕发出了它原有的风采和灵魂。这封家书，是我们的伯父王庆荀于1939年8月26日写给父亲的，信中重点讲了父亲准备从土木系转到经济系的打算。伯父写道：“对于你的欲转入经济系的念头，我很不赞同。我们所致力的事业必须适合国家之需用，不能仅以毕业后一二年内所得职位，尤其不能以去年或今年清华毕业生所得职位来臆断学工者或学经济者之出路孰为优良！”伯父认为个人的选择应该适应国家需要，虽然他强力反对父亲转系，但父亲最终还是转系成功，成为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的一名学生，并最终在经济系毕业。

　　长期以来，“西南联合大学”这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一直在我们心中激荡着。熟悉是因为父亲于1938年7月从老家江西赣县读完高中后，即被保送至西南联大，开始了他在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四年大学生涯。陌生是西南联大短暂存在于抗战时期，抗战胜利后很快就结束了办学使命，且距今已7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珍藏着宝贵的西南联大毕业证书和其他资料，但在我们面前始终守口如瓶。所以，我们对其在西南联大四年的学习生涯知之甚少。2023年春，西南联大博物馆团队来上海，对校友、后代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开展口述史的拍摄，我们回忆的闸门终于打开。父亲保存的珍贵毕业证书、照片、资料等，也在历经战争、动荡后，最终又回到了昆明的“娘家”。这也是该作的一大特点，全书披露了一批珍贵的老照片、实物、证照、书信墨迹，第一手史料充实，拼出一幅幅师生们钻研学术的生动场景，较大限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办学的历史细节和生存状况。

　　如今，通过《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我们再三阅读伯父给父亲的信，让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到，早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就在教育教学方面实施了开放、包容的制度，学生可以自主转学、转系。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经济系的确更适合父亲的性格和爱好，并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学以致用。整封书信，真真实实展现出了西南联大当时的办学理念和兴学精神。书中也讲述了杨振宁、何兆武、刘东生等多位西南联大名校友转系的情形。可见，自由转系在西南联大已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制度。在这一制度支持下，许多学生主动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国家需要相结合，不断优化和调整学业。正是这种自由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师生才能在以后的工作、生活、社会活动中如鱼得水，更好地发挥学术特长，实现知识报国的理想，也造就了一大批名家、巨匠、楷模。

　　在书中，我还读到了和父亲同为西南联大的江西籍师生吴有训、饶毓泰、陈寅恪、萧涤非、叶公超、许渊冲、程应镠等乡贤的动人故事，这些大师是我们这代人崇敬仰望的标杆，让人读之深感温馨、亲切。正像作者说的，每一位西南联大人都是了不起的，都是经过了时代巨浪考验的。

　　透过本书，更多的人会深入地领悟到，在峥嵘岁月中，西南联大这所抗战大学，在“刚毅坚卓”校训下所蕴含的伟大卓越的精神品质。读完本书，我们也深深感到，作为西南联大后人，更肩负着将西南联大的精神薪火相传、弘扬延续的重任。宣传好西南联大历史，传承好其办学精神，是我们这辈人应有的努力，也是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