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厚明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不仅察实情、解难题，更转思维、改作风。他在谈到解散食堂和退赔问题时尖锐地指出，“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一句“实际”是什么？至今仍引人深思。

　　“实际”不是官僚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做到亲知、深知、真知，而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漠视现实。到达湖南以后，刘少奇立下规矩：领导不陪同，不放席梦思、大沙发，吃住都在老乡家。调查组统一称刘少奇为“刘队长”。他采取走村串户、约人谈话、田头聊天、临时检查、实地观察、走访老农、慰问病人等方式调研，一家家敲开门，一家家揭开锅，亲口品尝各家口粮、各款糠粑粑和野菜汤。为了解农民们到底吃什么的问题，刘少奇没有偏听偏信，走到一个小山坡，捡起树枝，拨开路边细条状小孩粪便。他发现粪便中尽是草根、树皮、谷壳等粗纤维，一粒粮食都没有，刘少奇眉头紧锁：“农民吃饭成了问题啊!”调查过程中，刘少奇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求社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包括骂自己的话，还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他33天吃住在生产队，走访了11个生产队，连续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直接交流和交谈过的农民达59人，撰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为正确决策和解决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一名党员干部心中有没有“实际”，就要摈弃官僚主义，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在问题面前能当“店小二”，在困难面前敢当“挑山工”。可以说，贴群众越近，就与实际越近，与真理越近。刘少奇虽然身为国家主席，却以身作则、躬身亲为，毫无官僚主义作风，给全党作出了表率。

　　“实际”不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变相的唯心主义，不讲客观的调查研究，凡事先入为主、自以为是、以偏概全，以片面经验替代正确判断。针对调查中群众反映的办食堂弊大于利的问题，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当刘少奇了解到社员的真实想法，他告诉乡亲们：“公共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不办公共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1961年5月至6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

　　“实际”里有群众的声音，有群众的切身利益，正如刘少奇一再告诫调查组同志的，“不能够抱着成见去搞调查研究”，这要求我们务必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实际”不是形式主义。老百姓的“小事”，便是天地间的大事，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敷衍。刘少奇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调查研究如果浮于表面、做做样子，或是为了完成调研而调研，不解决问题，就成了走过场、“作秀式”的形式主义。调查中，刘少奇发现宁乡县农村的房屋损毁严重，社员乱住的户达40%至60%。为此，他指示各级各单位尽快解决好农民的住房问题，并提出把自己的房子分给乡亲们住，旧居纪念馆不办了。后来联合工作队和花明楼公社很快把房子全部分配给无房的12户社员共31人居住。

　　追寻刘少奇湖南调查的足迹，可以发现“实际”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它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党性——实事求是，它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