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是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伟大历程。参加长征的有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总人数高达20万（沿途扩红人数不计）、总里程约6.5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这次胜利的远征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赢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三大历史背景和三大历史任务

　　长征有三大历史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二是因日本侵略造成中华民族的危机，不太被关注的第三个重要历史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南方是传统的革命中心，不仅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两次护法战争，也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策源地。然而，蒋介石集团背叛国民革命、建立南京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后，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代表，获得江浙财阀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其执政受到世界列强的普遍承认，特别是得到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经济、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在新旧军阀混战中逐步胜出，于1928年12月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以来，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打击，又在北伐战争和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彻底落败，渐成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由此引发东北抗日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

　　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势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武汉等白区中心城市难以立足。大革命失败之初，趁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间隙建立的各南方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这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由南向北不断渗透、拓展。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适时北移，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

　　长征的三大历史背景赋予其三大历史任务，即挽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危局，开辟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实现中国革命战略重心（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的北移。这三大历史任务归结在长征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由此展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路红军创造的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夺取长征胜利的五大关键因素

　　其一，党的坚强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途中，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仅是国民党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深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恶劣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险阻，还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等的严重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丢失根据地和被迫长征如同一场惊涛骇浪骤然降临，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使团结一致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自觉，如此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坚强的党性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在遵义会议上通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熟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红军抵达陕北后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保障。

　　其二，官兵一致、上下一心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法宝。与历次反“围剿”分散开展的作战不同，长征自始至终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全国各路红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全体红军将士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长征时期极端险峻危急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彰显。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和团结的弥足珍贵，团结奋斗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密切协作，战略上相互策应、战役上紧密配合、会师时顺利合组改编，实行官兵一致和民主平等的原则，无不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汇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构成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三，“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红军各部队长征共途经14个省份、2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包括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挑拨，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产生畏惧甚至敌视心理，党的群众基础薄弱。同时，红军指战员们离开生活和战斗多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痛感缺少人民的支持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失落与困难；越往北走，语言、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差异越大，要融入当地民众之中困难重重；长征途中一直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经常在险恶的环境下行军和作战，连正常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证，遑论开展群众工作。然而，千难万苦不能割裂党和红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军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到哪里，革命思想、革命主张就宣传到哪里；每到一地都镇压当地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严格公买公卖，保护工商业；在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群团组织与武装部队；等等。红军以严明的军纪、模范的爱民言行和发自内心的热忱，迅速赢得沿途各族群众的好感和认同。毛泽东对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作了精辟概括：“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其四，北上抗日是夺取长征胜利的旗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党和红军把拯救民族危亡和解除中国革命危机统一于北上抗日的行动中，鲜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长征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承担光荣职责的伟大实践，红军的行动因此赢得了长征沿途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各族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同时也减轻了地方实力派和沿途诸多政治军事集团的敌视。人们发现，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处于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却依然肩负着民族解放的期望，胸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凭借着崇高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以处于劣势的装备和兵力英勇奋战，冲破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克服超越生存极限的各种艰难险阻，掀起以拯救民族危亡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新高潮。长征胜利这一人间奇迹，使得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四万万同胞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兴盛的希望，也使得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坚强。

　　其五，寻找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标志。长征是从丧失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又以能否找到或建立新的根据地（落脚点）作为其胜利与否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党和红军能否真正转危为安的关键。寻找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首先，是为了生存和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是支撑红军成为“绝境天兵”的直接动力；其次，沿途开辟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供给点和“加油站”，让长途跋涉和持续作战的红军战士得以休整；最后，探寻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新发展方向的探索。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要寻找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是既定的；在陕甘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是红军由南向北一路转战中用血的代价摸索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实际上与长征的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关，与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的问题。于是，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各路红军的长征在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

　　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其一，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浴火重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其二，长征顺应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向北转移的历史趋势，完成党和红军主要力量的北移。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主力红军，在长征中相互协作、共同奋斗，最终按照党中央统一号令胜利会师、齐聚西北，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路红军在不同革命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局面，第一次都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开始了自北向南推进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历史进程。

　　其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展壮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称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也成为党带领人民投入抗日民族战争的出发点，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此展开新的篇章。

　　其四，长征中各路红军北上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不仅极大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斗志，成为引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旗帜，而且促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中国革命由低谷重新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恰如毛泽东所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 蒋建农

　　（作者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