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光前行 书写英雄史诗

刘 津

　　90年前，党领导革命先辈和红军将士，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直面苦难，以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牺牲创造奇迹，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书写的红色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在伟大远征的历史进程中，江西是中央红军长征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党中央领导红军将士从这里开始阔步出发，踏河山万里书复兴奇迹，“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让“地球上的红飘带”从这里高高飘起。

　　胜利穿越历史沧桑，在苦难磨砺中淬火铸就。伟大远征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民族危机和革命低潮时的坚定前行。

　　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结局，中央书记处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并报共产国际批准后，开始秘密筹备突围转移。求真务实才能科学决策。面临国民党大兵压境，面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实行战略转移是“左”倾路线受挫后，在极度困难下被迫采取的务实之举，客观上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复兴胜利的重要转折。

　　迈步长征，中国共产党高举北上抗日大旗，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沿途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人民当家作主、抗日救国的真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浪潮推向了中华大地更广泛的地域。

　　长征胜利，更是充分证明只有信仰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用激情燃烧理想、把苦难踩在脚下、把失败危机化为胜利转机、把看似不可能变成可能！云石山下何叔衡赠林伯渠的手织毛衣，在相送相别中见证信仰；于都河畔“百姓连夜架浮桥”“母子河畔送军粮”，在鱼水情深中见证力量；百石村中一盏马灯，在牺牲守护中见证传承；大余油山红旗不倒，在浴血坚持中见证对胜利的渴望……

　　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

　　漫漫长征路，把一度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领走向胜利坦途；殷殷红飘带，把一度精神涣散的古老民族推向淬火成钢。精神的力量，让红军战士在与超越人类极限的恶劣环境的搏斗中书写奇迹，让中国共产党所缔造和领导的工农红军完全不同于一切旧军队，顽强团结、豪情万丈、视死如归，视万水千山如等闲，视磅礴乌蒙若泥丸。

　　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指出：“红军之所以这样英勇，是因为战士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红军不但养成了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斗争的精神，而且养成了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精神。”

　　长征胜利的历史坚定地告诉世界：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站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致敬历史绝不止于缅怀和铭记，而是要在时代接力中赓续红色血脉，在历史回望中开创未来，在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长征永远在路上”的决心，以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勇气，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奋力书写新时代长征路上的英雄史诗。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一件毛衣映初心

——长征第一山的决策与坚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不少与长征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物。其中，有一件已经泛黄的毛衣，它样式普通，却浸满了岁月的痕迹，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这样一个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时刻。

　　重走长征路第一站，记者来到瑞金市云石山乡，登上有“长征第一山”之誉的云石山，探寻这件毛衣背后的故事。

　　1934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正处于危急时刻，随着形势日益严峻，为安全起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党政军群所有中央领导机关从沙洲坝迁驻云石山，成为党中央在瑞金的最后一个驻地。正是在这里，党中央最终作出了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其中，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一部分随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

　　无论出征还是留守，皆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部队出发前的一个晚上，根据组织安排留守苏区的何叔衡同志，在梅坑的住处准备了清酒和花生米，为即将随大部队远征的老战友林伯渠饯行。两人促膝对酌、依依不舍。交谈中，何叔衡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毛衣脱下来，送给即将远行的好友，以抵御征途的风寒。这件毛衣是何叔衡离开上海转移到苏区前，他的女儿连夜赶工一针一线织就的，针线里饱含着女儿对慈父的无比敬爱。

　　盛情难却，林伯渠不得不含泪收下这份厚重心意，当夜挥笔写下一首离别诗——《别梅坑》：“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梅坑一别，最终成了两位老战友的永诀。何叔衡留守苏区后，在向福建长汀转移的途中，被敌军包围，为不连累战友，他在危急关头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践行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承诺。而这件承载着战友情谊的毛衣，则伴随着林伯渠，穿过枪林弹雨、踏过雪山草地，一路走完长征。从此，林伯渠将这件毛衣始终珍藏在身边，作为对亲密战友的怀念。他逝世后，其亲属于1961年2月将毛衣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让更多的人通过它触摸到这段历史。

　　青山不语，初心如磐。从战友分别，到兄弟永隔；从骨肉分离，到夫妻诀别。云石山和这件毛衣一样，见证了那个时刻太多的生死离别。1934年10月，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贺子珍忍痛送别了幼子毛毛，那一刻，孩子的声声哭喊，令人痛彻心扉。也是在这里，董必武离别了妻子陈碧英，陈碧英哽咽着把一个手电筒送给董必武，嘱咐他晚上走路多留心，两人从此失去联系。还是在这里，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齐聚云石山路旁，编入军委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和中央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挥泪告别。

　　谁无至亲，谁无挚友，可为了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忍受了这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候，把自己对亲友的小爱，化作对革命事业的大义。

　　“毛衣的故事之所以令人铭记，就在于它把90多年前长征出发这段历史带入到每个人都能感知的温度里。”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2026年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纪念馆馆长杨丽珊告诉记者，“毛衣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信仰的力量和初心的力量。”

一本手记记征程

——长征第一渡的集结与送别

　　初夏的于都，草木葱茏，县城东门渡口的水面波光粼粼。5月10日上午，一场沉浸式情景剧《告别》在这里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送亲人，踏征程，此去长路多艰辛……”动人心弦的实景表演，再现了1934年10月8.6万名红军将士在于都集结出发、星夜渡河，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情景。

　　与艺术化的场景还原不同，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丁良跃向记者展示的一份珍贵手记的扫描件，则通过长征亲历者的视角，用朴素的文字，记载了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的过程。

　　这本手记是于都籍红军战士李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撰写的，记述了自己从参加红军到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整个过程。在有关长征出发的部分，他这样写道——

　　“1934年9月，全师从瑞金出发，在石城转移公馆（于都县黄麟乡下辖的一个村）休息……在公馆休息几天部队出发了……部队每天晚上以竹子扎成火把，点着火行军。我们从公馆出发经于都的禾丰，走安远、信丰之间的新田古陂，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进入了广东北部。”

　　“这段记述再现了中央红军部队在于都集结、补充休整后，跨过于都河，经于都禾丰一带向第一道封锁线进军突破的过程”，丁良跃表示：根据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主力从各战场撤离，集结在于都河北岸地域，于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从于都河的8个主要渡口，分别渡过于都河。

　　当年，为配合红军行动，于都县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县群众筹集了800余条船只供红军搭浮桥和摆渡之用，组织了几千名挑夫随军出征，妇女们则连夜赶制了20多万双草鞋。特别是听闻红军急需搭桥的材料，县城沿河居住的群众自发拆下门板、扛来房梁，甚至有的老人献出自己的寿材支援架桥。临别之时，老乡们更是一边跟着红军走，一边将鸡蛋、花生等硬往战士口袋里塞，久久不愿离去。对此，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红军打江山，人民是靠山。从集结出发开始，长征就成为一次始终紧密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伟大远征。

　　今天的于都，依然处处流淌着长征的血脉。在宽田乡李屋村，记者找到了老红军李金生的侄子——已经80多岁的李瑞金老人。谈起长征、谈起自己的叔父和那些一同参加红军的同乡长辈们，老人眼中泛起泪光。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叔父李金生当年转交给自己保管的手记原件，泛黄的纸页上，墨迹已微微晕染，字迹却依然刚劲清晰。

　　手记中，李金生记录了自己和一起参加红军的4位同乡的入伍经历。在长征的部分，他还讲到自己随红军队伍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在湖南偶遇了其中一位同乡。李金生悲伤地写道：“他有了病，脸上都发肿，上山走不动了，他的确表现非常之好，走不动了也一步一步直往上跋呢……后来再没见他了。”

　　据了解，苏区时期，于都县先后有6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参加长征的有1万多人，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幸存的长征干部仅有277人。李金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瑞金的表侄肖洲华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对长辈保存下来的这本手记倍加珍视。当年入伍时，肖洲华还临时借来这本手记带到军营，与战友们一同研读学习。

　　“对长征的故事，我们于都人要永远铭记、代代传承。”肖洲华坚定地说。

一盏马灯照征途

——长征第一仗的牺牲与荣光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循着陆定一的豪迈诗句，5月11日，记者踏着红军长征的行军足迹，走进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探访这片打响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的红色热土。

　　在这里，一盏锈迹斑斑的“美最时”牌马灯引起了记者的关注。据信丰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高级讲师庄春贤介绍，这盏马灯是红三军团挺进百石村时，红军战士送给村民刘声亮的。

　　当时，为帮助红军，村民刘声亮一家主动让出老宅，作为红三军团临时指挥部。红军战士看到那时仅7岁的刘声亮勤奋好学，但因家贫只能割松油点灯读书，便在这盏马灯下教他看书写字、讲述革命道理。后来，红军将这盏马灯赠予刘声亮，嘱咐他好好读书，长大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刘声亮一家的带动下，村民都行动了起来。大家纷纷腾出房子给红军居住，还送来了各种食物，有的商户甚至把店铺门板拆下来给红军作床板。战斗当日恰逢赶圩日，为防止部队行动泄露，红军嘱咐群众不要赶集，大家深明大义，纷纷闭门居家，让红军得以悄无声息逼近敌军制高点，抢占了先发制人的战机。

　　这盏马灯，正是这段军民鱼水情的生动载体。而群众支持也成为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1934年10月，为封堵中央红军的转移之路，国民党军队在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堑，构筑了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50多公里的弧形封锁线。每段封锁线上，都设置有铁丝网、壕沟、碉堡，吹嘘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妄图将红军围困歼灭在这第一道封锁线之内。

　　百石村就是突破封锁线的关键所在。百石战斗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向敌军碉堡发起轮番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残敌躲进村中一处土围子负隅顽抗。关键时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亲临一线指挥，果断下令调集迫击炮轰炸。然而，话音未落，一颗流弹正中他的头部，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他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为师长报仇！”悲愤的红军将士化悲痛为力量，迫击炮轰鸣着将土围子炸开数个缺口，战士们冲锋陷阵，全歼围内顽敌。随后几天，红军将士乘胜追击，先后在信丰县境内的新田、金鸡、古陂等地打垮了国民党守军。

　　1934年10月25日，红军渡过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迈出了红军长征胜利坚实的第一步。

　　90多年后，百石村的村民从长辈的回忆里依然能感受那场战斗的激烈程度。记者跟随村民爬上村旁的小山，看到山间依然留存着当年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战壕与碉堡遗址。一些村民讲，小时候经常能在这里捡到子弹壳。

　　据了解，当时为安葬好牺牲的洪超师长，红军战士在村民的帮助下，在这处小山上选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坡地。特殊环境下，既没有竖墓碑，也没有做标记。直到2005年，当地政府结合当地老人口述、历史资料多方核对，才最终确认墓的位置。如今，经过多次修缮，位于山腰的这处墓地已是肃穆庄严。每到清明，附近的干部群众都会来到这里扫墓、献花，听讲解员讲述当年百石战斗的经过和洪超师长的英雄事迹。

　　彭德怀同志在逝世前仍惦念着洪超，告诉身边人，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是一名优秀的战将。

　　为保存好这段长征记忆，近年来，村民又像当年帮助红军一样，无私地支持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的建设。特别是听说百石村要筹备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陈列，刘声亮毫不犹豫地把一直珍藏的马灯捐赠出来。

　　于是，在山下的陈列室内，这盏静静摆放的马灯，成为照亮那段峥嵘岁月的永恒明灯。

一笺家书见忠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浴血与坚持

　　大余油山，群峰巍峨、林海莽莽。90多年前，在这片赣粤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率领红军游击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用信仰之火照亮了异常艰苦的黑暗岁月。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大余县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被一叠静静陈列的泛黄信笺深深打动。这是留在苏区坚持敌后斗争、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烈士的一封绝笔家书，信上“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铮铮誓言，尽管跨越90多年，依然震撼人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大余县地处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地带，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也是项英、陈毅等人的主要活动地。

　　彼时的赣粤边，已是险境重重。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重兵“清剿”，严密的封锁隔绝了物资往来，游击队甚至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络，深陷孤立无援的绝境。“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陈毅的《赣南游击词》，真实记录下了这段艰苦的岁月。

　　绝境之中，信仰是不灭的火炬。1935年春，在一次突围激战中，刘伯坚不幸重伤被俘。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与严刑审讯，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多封家书遗愿。刘伯坚在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家书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没有求生的怯懦，只有舍生取义的决绝；没有对亲人的缠绵牵挂，只有对革命理想的赤诚坚守。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英勇就义，时年40岁。然而，刘伯坚直到牺牲也不知道，就在几天前，妻子王叔振已在闽西游击区牺牲。

　　“刘伯坚的家国大义，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将士的缩影。”纪念馆讲解员邱芳介绍，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许多党的优秀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坚守理想大义，从容赴死；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抱病征战，冲锋至死仍高呼革命口号；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身陷重围宁死不屈，以热血践行革命气节……

　　力量极其悬殊，何以能坚持三年？陈毅的《赣南游击词》做了最好的回答：“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纪念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只竹篮，它的背后是一位“周篮嫂”的动人故事。1936年，陈毅带领游击队在地下交通员周三娣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周三娣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臂挎这只竹篮为游击队送饭菜和其他物资，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了历久不愈的腿伤。陈毅见她每次都是提着竹篮过来，便为她取名“周篮”，大家都亲切称她为“周篮嫂”。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筹粮筹款、当向导、送情报、救护安置伤病员，想方设法把粮食和各种物资运上山，不少人还加入红军队伍……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战胜了饥饿和严寒，渡过了难关。

　　三年浴血鏖战，红旗始终不倒。南方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更保存了大量革命力量。1937年，历经战火淬炼的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走出深山老林，驰骋纵横在大江南北，开创抗日战争新局面。

　　毛泽东称赞他们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记者手记

　　寻找融入山河的精神密码

　　重走长征路，我们第一采访组从瑞金出发，一路驱车数百公里，不断追寻红军长征在江西的足迹。

　　从瑞金的决策部署，到于都的集结出发，再到信丰的首战首胜，最后到大余的浴血挺进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我们被战争的残酷所震撼，被红军的意志所折服，被群众的支持所感动，更被那种在极端险峻和艰苦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深深感染。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是在云石山下，即使面临妻离子别的人间痛楚，也会擦干眼泪，毅然踏上征途的力量；是在于都河畔，明知前路生死未卜，也要把最后一个儿子交给红军的力量；是在百石村里，哪怕面对敌人的铜墙铁壁，也能以血肉之躯撕开一道口子的力量；是在大余崇山峻岭中，纵然弹尽粮绝、身陷重围，也在坚信胜利的力量。

　　漫漫长征路，正是靠着这种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让信仰在绝境中淬火成钢，让理想在黑暗里迸发光芒，使万里长征最终迎来了伟大胜利。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面对“十五五”开局的新使命、新挑战，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上同样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攻坚克难，仍然要靠这种融入血脉的信仰之力、植根人民的初心之力、百折不挠的奋斗之力。

　　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因此，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寻找的不仅仅是足迹，而是这些早已融入山河的精神密码。通过更好地解读它的源头、它的内涵、它的演进，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永远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合作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鸣 谢：宜春学院，瑞金市、于都县、信丰县、大余县融媒体中心

　　■文 字：江西日报“重走长征路 北上寻音讯”第一采访组

　　（本报全媒体记者 殷 勇 李 芳 吴雅雯 李政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