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卫平

　　老家在赣西北山村，老家人祖祖辈辈以农为业，但受先祖“耕读传家”遗训的影响，村中读书尚学之风经久不衰。

　　我八旬的父亲，也曾是乡间令人称道的“读书人”之一。他40岁出头做了生产队长，是个好劳力。父亲只上过“初小”，但方块字认得不少。他喜欢读报刊。只要看见邮递员进了村，父亲一有空，必然跟随。待邮递员将报刊投进大队部院子，父亲雀跃，必然取来，一睹为快。在父亲阅读的报刊中，一册薄薄的《半月谈》成了他的最爱。我那会正上初中，几乎每次回家都能瞧见父亲手捧《半月谈》的身影。一张竹椅，一盏清茶，父亲的目光不时掠过《半月谈》的“时事政治”“惠农政策”“致富天地”。他看得很专注，也偶尔读出声，让我也深受感染。父亲看过《半月谈》后，时常跟生产队的人交流，说天下时政，说农家新事……他不太擅长言语表达，但生产队的人对他充满好奇和敬佩。再后来，大队没有订阅《半月谈》了，父亲托我从城里书店买。当我做了教书匠后，父亲经常提醒我带点书回家，让他看一看翻一翻。

　　在他的带动下，母亲也时常捧起书本，瞅一阵，念一阵，一字一顿。一对相濡以沫的农家夫妇，让书声成了“琴瑟乐之”的伴音。

　　那个年代，生产队读报看书的也不在少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憨老汉从伯。从伯原是邻村人，为避纷争，他携全家五口迁入父亲所在的生产队。一开始，从伯举家住在一间废旧的仓库，出入诸多不便。后来，他带着儿女们在村西的一座山坳挖土垦壤，搭建了几间简陋的农舍。伴山林，听松涛，从伯一家从此过起了安稳的日子。

　　从伯家的农舍正对着生产队的一大片农田。一到农忙季节，上他家喝水歇脚的村民络绎不绝。我与父亲也是常客。从伯很看好读书上进的我，对我的到访格外热情，别人能喝茶，我却时常能享受“喝粥”的优待。

　　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从伯原来家境优渥，书读得不少。他后来还在中学教过俄语课，学问不浅。虽然家庭屡遭变故，但从伯从来不怨天尤人。

　　自从隐居山坳后，从伯一向深居简出。他从不麻烦别人，也不轻易向人提要求，但有回他居然向我开口：“海宁老师，能借我《三国演义》《水浒传》吗？”他低声说这话，甚至不敢正眼看我。我的答复让他欣然，而且超出他的预期——我把《红楼梦》与《西游记》几本古典名著也一并借给了他，而且，不设归还期。凭我的判断，从伯早年肯定读过《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重读这些历史小说，无非是为了寻求一番精神慰藉。而我，只是成全他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没有亲眼见过他看这几本书的情景，但我相信他的“笃定”。三国与水浒的故事，杀伐纷争，干戈四起。也许，从伯想在书中重温一把英雄的豪气与勇气，借此弥补自己缺失已久的“元气”。一切争执终将归于尘埃——饱经风霜的从伯想必深谙个中道理。

　　参加工作后，我有了自己的藏书，但从伯只向我借过一回，而且不到一个月归还。几年后，听父亲说他老伴离世了，伤悲之下，他带着家人搬离了山坳，回到了原住的村庄。我此后没再见过他——大概他想做一粒尘埃，消融在滚滚红尘间。

　　随着条件的改善，我的藏书量陡增，向人借出也从不吝啬。每当我出手送书之际，便会想起父亲与从伯向我“讨要书本”的岁月。在那个生活贫瘠的年代，他们借书时那絮絮的话语，那恳求的目光，至今让我动容。尽管书中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但身受生活困扰的他们却懂得从中取暖，甚至寻找“生命的原动力”。

　　这些年，不少熟识的乡间读书人已老眼昏花，不再手捧书卷，但他们的“嗜书”之习却影响着无数的村庄人。随着新农村建设大潮的涌起，一间间漂亮的乡村书屋落地生根，一阵阵浓浓书香弥漫在农家小院。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荣，正成为老家一种新时尚、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