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明明
带父母坐一回飞机的想法，终于在2018年得以实现。那年，我们回乡探亲，返程时为了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机票价格父母尚能接受，就买了几张哈尔滨至南昌的机票，也算是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之前与朋友聊起过更年长一些的人坐飞机是否会惧怕的话题。惧怕是有的。起飞伊始，父亲瞪大双眼，如坐针毡，双手扶在腿上，感受屁股下面的变化。母亲则紧张得目光呆滞，手足无措。许是特价票的座位位置所致，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扰得人头皮发麻，好在窗外的美景很快打消了烦躁与不安，蓝天白云环绕周围，他们开始掏出手机拍照。可好兴致没持续多久，两个人再次沉默起来，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很难想象，由北至南，跨过长城、长江，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代替了过去四十个小时的绿皮车。即便是我，也一时回不过神来。
我们都习惯了旅途的坎坷，出行的波折。
他们送我来南昌上大学的2004年，是在山东中转的，我们在山东的姐姐家停留了几天。后来的四年间，从黑龙江到江西，我始终没逃过中转换乘的命运，多数是在北京中转。经济的捉襟见肘，让绿皮车的硬座票一票难求，学生证的通票改签，又总是让路途的后半程充满未知，通常的情况都是改签后变成站票，为此，我曾经从北京一路站到南昌，也曾从北京一路站到哈尔滨。尤记得有一年寒假，我和在兰州读书的高中同学相约在北京碰面，一起返程，改签了一趟北京至哈尔滨的Z字头车，中途不停，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厕所前，站在车门处，售货车一来，我们只能脚尖点地、双手抬起以顶棚作支撑。这样站了一个通宵，至次日清晨四五点，那种站着能睡着、一觉睡几秒的酸爽感至今记忆犹新。还有更惨的——中转改签时改不到当天的票，逼不得已，只能在中转站过夜。那几年，我去在北京读书的同学宿舍借宿过，也找过当时在北京打工的表弟，在表弟租住的地下室对付一宿。
说起经济的好转，我们家是中国众多家庭的缩影。工作后，出行遭遇学生流或者春运的事，越来越鲜见。每次出门，卧铺票比硬座更抢手。后来，铁路一次次提速，一条条动车线、高铁线如雨后春笋，有几次，我淡季时坐动车出行，中途停站时，竟看到对面站台的绿皮车里人影寥寥。而今，绿皮车的车次大幅减少，尤其是短途的绿皮车，正在一点点退出历史舞台，慢慢消失在记忆里。那些称得上痛苦的坐车经历，就这样随着一次次铁路提速，被一列列高铁和动车带走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让一切过往变得短暂而弥足珍贵。我不知道，这一路上，我们能带走什么？又能留下什么呢？
除去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机舱里很安静。母亲的表情却持续茫然，茫然中透着一丝无奈。那是她和父亲正式决定定居南方后的第一次回乡，他们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就想把老房子里的旧物——那些参与过他们的成长和青春、那些他们大半生的陪伴通通带走，比如印着大红喜字的铁皮暖水瓶，绣着鸳鸯戏水的窗帘布，当年作为母亲陪嫁的手电筒、老座钟，等等。
提起老座钟，母亲或许还沉浸在值机前的小插曲中。为了防止丢失，她将老座钟的两个小零件拆下来单放。行李过安检时，报警响个不停，工作人员提示其中最大的那件行李里有危险品，需要开包检查。我们大惊失色，哪来的危险品？和工作人员争辩起来，直到工作人员给我们看了显示屏。这两个小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东西太多了，母亲始终想不起来，父亲担心误机，埋怨母亲的同时几乎发起火来。可无济于事，只得将大包倒扣过来，一件一件将行李翻个遍，先是钟摆掉了出来，我们松了一口气，完成了一半的任务。直到在侧兜的角落里，发现那个给座钟上发条、早被拧变了形的金属片，尴尬才终于消散，旁边早已围得水泄不通、像是给我们加油打气的乘客们渐渐散去，我们相视一笑。
母亲的眼里藏不住心事——有一件老物件终究没能带来。那是一只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皮箱。它的材质很硬，箱体坑坑洼洼，甚至还有子弹的划痕。祖父祖母当年拎着它，带着大伯逃荒，从山东去了朝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祖国接了回来。祖母活着时，每每说起这些，常常会在对祖国的感恩中泪眼婆娑起来。
我幼年时，那只硕大的黑色皮箱一直放在地桌下面，掀开布帘子，就能看到它。里面放置着属于祖母那个年代更久远的物什。年复一年陆续置办新物品后，它自然摆脱不了下岗的命运，后来大概被丢弃在仓房的某个角落。前几年，老家的仓房被堂哥拆掉，去年，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那只老皮箱，也不翼而飞了。
那只皮箱，想必也在大伯的手里拎过吧。在朝鲜度过整个青少年时代的大伯将他成人后的重要情感留在了朝鲜。晚年身体机能退化、大脑已不清醒的大伯时常会想起异国他乡，他的遗愿就是再去鸭绿江边看看，不知道当年如果没有跨江回来，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一定没有现在好。倘若祖母还活着，必然会这样对大伯说吧。
盯着眼前的母亲，她的白发显著增多，我又想起了祖母。作为被祖母带大的孩子，我发现，我内心更希望的，或许是能带她坐一次飞机吧。要是能带她坐一次该多好。她一定会惊讶于脚下的山川壮美，感叹涓涓生活之河的甘甜吧！
（压题图由本报全媒体记者李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