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维志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德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凝练出的宝贵经验，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环节，连接着作为个体的公民与作为整体的国家，要坚持规范与教化并重，既通过“讲规则”生成秩序，也通过“讲德行”凝聚人心，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积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坚持法治原则，要求各类主体严格依照法律开展治理活动，确立法律在所有社会规范中最权威、最核心、最有效力的地位，使法律成为所有公民、社会组织、国家机关的行为准则，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是党组织根据法律实现引领。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障作用。要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法治建设，加强宏观决策和微观推动，加快推进基层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二是政府依据法律落实负责。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体现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治理理念，要求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在权责明确的法律框架内共同行动、协调合作，避免政府包揽过多、群众参与不足等治理“错位”“越位”“缺位”情况。三是公众依照法律进行参与。公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社会治理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分散性、非正式性、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既要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也要通过法律规范明确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和义务，还要通过规则实践维护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秩序。

　　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传承落实以德治国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道德教化，是继承历史经验和适应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以德治国，将道德实践作为治国、立身的基本训练，重视道德教化对个人、族群、家国的塑造，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治理正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其次，我国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思潮起伏跌宕,从不同方面冲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整体价值观面临不稳定风险。最后，技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的异化”成为现实挑战，“万物皆可计算”的技术治理逻辑冲击了人的主体性与价值观，在个体层面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是重塑人性、重建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传承道德的教化功能，是历史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共同方向。一是坚持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基层治理的价值认同，校正了价值坐标。要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不断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内在活力。二是尊重价值多元现象。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催生出多元的价值观，要在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引领与整合多元价值观，确保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三是实现价值调整。价值观的有序表达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好风尚的培育，要及时纠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错误思潮，反对个体过度利己、有损公益的利益诉求。

　　以法治德治的有机互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实效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完善基层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强化价值引领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依托。一是明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理领域。前者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对人的行为作出合法或不合法的评价；后者以道德规范为准绳，对人的价值观作出合道德或不合道德的判断。法治重在调整人的外在行为，德治重在调整人的内心自觉，要明确二者各自调整范围。二是把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能够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法治文化成为有源活水；道德规范通过向法律规范转化获得强制性，实现道德风尚引领。二者具有目标与范畴的同向性。三是形成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补充。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律规则与道德信条同样重要，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只强调法律，可能会在一些具有争议的复杂社会现象或案件中推导出合法却不合理、甚至难为公众情感接受的结果；只强调道德，则可能误导人们过分迷信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社会价值评价走向极端化、对立化。只有综合运用法律和道德，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规范人的行为也滋养人的内心，才能形成全面、立体的治理格局，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