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佩淋

　　程晖的长篇小说《乡缙》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在江西高安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小说以谢、金两家明争暗斗作为主要叙事线索，将高安历史中最具传奇性的历史要素，洪武藏宝、华林山游击队战争、烈士陵园守墓人和高安文化民俗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丰富的叙事有机体。

　　小说的结构宏阔、人物众多、细节详实，展现了作家强大的写实能力和叙事能力。和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是，作家将目光聚焦在“乡绅”这个特殊的群体，重新审视乡绅阶层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呈现了乡绅阶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察，以及对共产党试探、接纳和信服的过程。小说非常注重历史的地理因素，将历史之大和龙湾之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小说既有史诗气象，又有地域风情。

　　乡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代表着乡村社会的剥削阶级，往往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文学文本里。重新“看到”乡绅，并将其置入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探讨这个群体的社会价值，是一件颇为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事情。小说并没有过多地探讨乡绅与乡村百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平实地呈现了乡绅群体的日常生活、思想动态以及在历史节点上与民族命运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乡绅与大多数乡间民众一样与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开篇就展开了土地之争。时局不稳，固定资产可能付之一炬。精明的谢炳坤最初将一百亩水田换取金贵田的玉佩。但是，红军离去，他又想要回水田，甚至不惜为此构陷金贵田。这种对土地的极度眷恋和狂热占有的欲望一次又一次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费孝通《乡土中国》指出只有种地谋生的乡下人才深知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以土为根”的精神意识使他们一辈子都围绕土地生活，渐而形成小农意识、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特征。第二，乡绅是受过教育的群体，他们有清晰的伦理底线，并且对历史有着朴素的判断。第一次见到红军的伤兵许志宏，金贵田对这个年轻的军人充满了好感。后来，许志宏与金葳蕤结为夫妻，两人带领的游击队在龙湾遭难时刻与金贵田一同施粥赈灾，为乡间百姓遮风挡雨。可以说，进步乡绅对共产党的选择来自伦理和良知的驱动。谢炳坤虽然更加趋向国民政府，但是当他了解儿子谢天赋成为汉奸，也义不容辞地将儿子绳之以法。当然，乡绅群体也是复杂的群体。他们是中央政权和底层社会的桥梁，也常常利用中间身份为自己谋利益。他们在乡间的地位是政治权力和文化影响力赋予的，也隐藏着剥削的成分。乡绅群体还孕育了早期民族资本家，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定意义上促成了现代文明在乡间的传播。比如谢炳坤就利用他的精明能干，在龙湾之外有不少财产，他的经营思维也可能影响到乡间社会。这些内容在小说里没有完全展开，但给我们留下不少想象的空间。

　　小说有机地融入了地方民俗，高安采茶戏、元青花瓷、饮食习惯等等，催生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谢天昊逼娶金葳蕤，金贵田不敢正面毁约，只好借鉴采茶戏的情节，将女儿化装成麻风病人逃出龙湾。谢炳坤、金潋滟斗酒等情节，谢炳坤在抗战期间一方面“色心难改”，另一方面为了试探哑女芳子的身份，劝说金贵田收芳子为妾，这些想法都不是“正经”“严肃”的手段，但却是民间生活常用的智慧。这些情节都使得小说带有强烈的“民间性”和俚俗特征。尤其是“洪武藏宝”的情节，拓展了小说的内在时空结构，使得小说讲述的中日关系不仅仅停留在抗战阶段，还向前延伸到元明之际，向后拓展到改革开放。高桥直和金贵田最后互赠玉佩，相互谅解，体现了作家对于民族关系和个体关系深刻的辩证与考量。

　　在叙事口吻上，小说借鉴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技法，“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比如开篇写金家宅子有偏房收留过路的游方僧人、乞丐等。小说里，金家最开始收留了许志宏、后收留了被父亲嫌弃的谢金枝，还收留了日本记者芳子。这个看似无意的空间设置，为金家后来的发展埋下很多伏笔。在人物塑造上，既关注历史发展的斗争逻辑，也注重时间对个体生命的影响。个性要强的谢炳坤，在大儿子和二儿子殁去后，性情逐渐变得温和，最后舍弃家产，临终要加入共产党。这与我们常见的将人物性格本质化、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完全不同，更趋向挖掘个体生命在时间冲刷下的变化。革命的宏大结构和个体的生命体验交织在一起，形成不一样的美学特征。

　　总而言之，程晖的《乡缙》通过对高安地方特殊的历史、语言、生活等方面的深描，以乡绅群体为中心讲述中国现代革命史，建构出与经典文本之间有一定辩证意味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