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我们谈得很多，有“诗必盛唐”之说，宋诗我们谈得少，印象上，宋诗是唐诗的延续。详加对照，实则不然。宋诗重理致，重思致，尚巧构；唐诗重感发，重情致，尚直寻。如果要找一个能与唐诗诸家分庭抗礼的宋诗流派，当属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经典选本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3月）分立四册：《活法为诗：江西诗派精品赏析》《江西派诗选注》《江西诗派作品选》《江西诗派选集》，由钱志煕、陈永正、胡守仁、胡敦伦、邱少华这些深耕古典文学的学者主笔，从江西诗派诗学主张、作诗方法的详细厘析，到对诗派内部诗人不同诗歌的解读、品析，再到重新梳理诗歌词句的补校、补注，从多个角度，展示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的独特魅力。

　　宋人诗歌自立高格，独标宋韵，与唐诗暗中较劲，在强烈文体自觉意识之下，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与唐人完全不同的诗歌路子。江西诗派则是宋诗的集大成者。钱钟书提出“诗分唐宋”之说，《谈艺录》首篇就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点出唐人宋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学趣味，讨其源流，实际是宋诗对唐诗的一种反叛。有评论家指出“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宋代诗歌发展困境，唐诗已经发展到诗歌这种文体的顶峰了，诗歌无路可走，创新就成了诗歌文体发展的内部动因，诗要发展就得求变，所以南宋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就说“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点明宋诗与唐诗有理致与感兴之别，言下之意就是宋诗要自出机杼，另立新宗。

　　唐诗导源于感物兴情的缘情论，强调外物对人情感的触发与牵引。宋人一反唐人做派，更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人格的独立性，人的主观情致与识见不能受外界事物的牵引。如果说唐人诗情必得由外物牵引出来，而丧失了人情感的主动性的话，那么宋人就颠倒过来，将人的情致思致，精神意志主动灌注到外物之中，强调人的主动性、自主性。苏轼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就强调外物仅仅只是主观识见的容器。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师法苏轼提出的“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正因作诗要自我控制与自我决断，所以宋人格外强调人格的涵养与道德的修养。诗人以这样醇厚深粹的精神力量与人格禀赋凝成诗心，观照外物，诗意便会待境而生。黄庭坚所推崇的作诗“无一字无来处”，和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都是根植于对唐人感物生情的叛逆，是宋诗标举个性、自性、理性、智性，重视人的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正因宋人有意识地与唐人划清界限，追求人的主体地位，自主自控意识，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抛却唐诗尚天工自然的追求，转而重视思力巧构，导致江西诗派有好论诗法、指示后学的特点。黄庭坚认为理想的诗歌应当是“句中有眼，意在无弦”。句中有眼，即是在章、句、字、词上用力，强调思力；意在无弦，即是要求不可在诗中展现人的思力、巧构，追求运思力为天工，化巧构为神合，做到无意为工而自然合道的境界，这是思力的高境。当然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还是他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造诗方法，前者是排布词句的方法，后者是铺排意韵的方法。点前人之旧故为金，夺前人之遗物挪为今用，与“句中有眼，意在无弦”一起构成活学活用前人遗产，博采众长化为己用的作诗门径。

　　如果说黄庭坚仅是指点诗法，那潘邠老则更为苛刻，他认为“七言诗第五字要响，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吕本中关注到诗派内部的弊病，于是入室操戈，提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当响”的活法说。所谓活法，即是遍看群诗，掌握诗歌的体式、规矩、方度、法则，将前代诗歌的典范法式熟稔于心，不断咀嚼，不断忖度，最终悟出一理，悟出作诗的关窍，于是就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莫测，自出新意，暗合了黄庭坚的作诗法则。江西诗派以其明确的作诗法门，丰富的创作实践，将宋诗推入化境，独步一时，是宋诗的典型代表，此后元明清诗歌发展，大致在主唐宗宋之间摇摆，宗宋一派或显或隐地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

　　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展现出宋人不甘为唐人后的进取精神，以及宋人独立的人格追求，这些作品更折射出宋人超逸闲雅的美学风调与情韵。唐诗也好，宋诗也好，读完唐诗，再读读宋诗，两相对照，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与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