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岁大疫”是历史书中最恐怖的四个字；

　　“是岁大医”是人类发展最幸运的四个字。

　　一片土地

　　马伯庸的《大医·破晓篇》共十四章，讲述了从1904年至1911年，两个少年、一个少女经历这片土地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后成长为悬壶济世的“大医”故事。

　　书中描绘的这片土地上，有些人戴着辫子，做着不愿醒的梦。药房拉开一个小木柜，里面的药品来自八国联军；朝廷命官嘴上铿锵大节，实际上软弱无能，仰人鼻息。这片土地经历着贫穷、落后、弱小。

　　钱穆评价清政府：“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清政府腐败苟且，日俄在东北发生战争，清政府宣布中立。作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以贯之地采用小人物窥见大历史的手法，呐喊出医者在清末变局中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心声。

　　两处悲壮

　　全书最悲壮的两处：一处是萧钟英战死梅子山，汉阳上空残阳如血；一处是峨利生病死汉口，临终吟诵《备急千金要方》医德论述。

　　方三响有句口头禅叫方家本分。这本分使他拉驴车，不收诊金，接济村民，践行大医无疆。本分在他这里退化成了本能。萧钟英敏锐地捕捉到这点，开释道：“责任是你该做的事，本分则是你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从此，方三响有了灵魂，萧钟英的话和死坚定了他的革命决心，弥合了他的思想罅隙。

　　《备急千金要方》医德论述和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贯穿全书的人道精神，它们始终保证着大医“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责任和共情。这与韩愈坚持一生的儒家信条何其相似——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

　　峨利生是一位严苛、悲悯、理性、浪漫的爱尔兰人，他可能一生都没接触过儒家，却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我希望能培养出至少一位独立执刀的本土良医，让这里的生民多一分希望，也让外界少一分误解。”他的遗言是为生民立命。

　　当红十字旗半降，大医已去，孙希志继。

　　三人成行

　　时局在破和立，人物也在破和立。方三响会成为另一个萧钟英，孙希会成为另一个峨利生，而姚英子会成为另一个张竹君。

　　书中开头，幼时的方三响不小心踩到黄泥差点摔跤，被父亲喝骂。他的反应是“紧抿嘴唇”“不吭声”“不服气”，三个神态塑造了他的刚毅木讷。孙希的登场是在伦敦骑自行车，“整个人前倾”“快速蹬踏”“不住按动车铃”，一个古灵精怪的摩登少年跃然纸上。姚英子遭遇车祸一事则表露出其骄横的性格，买到新车她会喊“我来开我来开”，听到管家嘱咐会不耐烦。作者通过神态、动作、语言描写，再假借场景烘托，将性格鲜明的人物送进读者心里。

　　人物的“立”源于成长。主人公们路遇伤患，背负起“视救人为天然责任”的使命。正所谓不破不立，在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三大事件中，方三响无力地陷入“为什么”的迷茫泥淖，孙希纠结是否演绎间谍的戏码，姚英子为自己跳脱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故事因为孙希东窗事发而完全“破”开。他们不断消除障碍，来证得大医之道，实现“扫却当途荆棘刺，三人约议再和同”的未来图景。

　　四海待医

　　无论是曹植笔下的《说疫气》，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美洲瘟疫，以及衍生出死神形象的欧洲黑死病，检视古今中外的疫乱，能印证书中很多启示。

　　对个体而言，永远亟需杏林圣手。对团体而言，卫生体系与公共教育不可或缺。对古老帝国而言，治国之病的药方，不啻觉醒民族之魂。鲁迅是这样做，孙中山也是这样做。1894年初，孙中山写下八千字《上李鸿章书》，字字记录中国现状和求索之路。但李鸿章忙于应付中日甲午战争，只是打量一眼，认为他这样的年轻医生，不懂得治国。后来，孙中山成为拯救民族的大医，让这块土地有了心跳。

　　书中还留了一个“扣”。说的是上海鼠疫已平，但数千里外的哈尔滨将迎来一次大劫，孙希曾见过的一位老师将成为力挽狂澜的大医。这场大劫是真实发生的1910年鼠疫事件，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6万多人死亡。而这位老师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伍连德。这个“扣”将在下一部作品中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