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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个本源,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要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树立强基固本思想,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投,向基层放权赋能,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造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基层密码,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法宝。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从以下五个方面优化基层治理实践。

  强化党建引领,增强政治领导力。党建引领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障,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党组织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嵌入治理各环节,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治理网络体系。通过加强基层及“两新组织”党建、实施网格化管理,引导红色力量参与治理,将党的领导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强化党组织领导力与协调作用,确保治理方向正确、政策落地见效,提升群众认同感与参与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不仅是治理对象,更是治理主体。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保障居民在治理全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居民议事会、网络议事平台等方式,支持居民表达诉求,议事协商;完善自治组织,鼓励居民参与居委会、业委会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决策;加强信息公开、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提升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推动多元协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多元协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完善党组织领导多元主体协同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元协同机制,实现政府、社会组织、经营主体与居民的协同发力。其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构建跨层级、跨领域协同平台,促进资源共享与政策协调。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推动企业与社区合作,完善多方联动机制,凝聚治理合力,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健全治理机制,提升矛盾化解效能。矛盾化解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与落脚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创新治理模式、健全治理机制,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的基层治理挑战。“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在城乡基层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该改革通过整合资源,构建纵向贯通省、市、县、乡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网络,横向联结相关部门和组织,形成覆盖全面、线上线下、有机衔接、分层递进、优势互补的多元解纷格局。同时,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机制,持续完善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预防化解纠纷优势和人民法院的指导纠纷调解、诉非衔接等司法保障功能,切实提升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以前置化、分层化、专业化机制,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融合技术与文化建设,赋能基层治理。数智化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场景,同时需要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彰显治理的温度与力度。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完善数智化风险预警处置系统与基层治理响应平台,提升治理精准度和效率,打造社区平安共同体;以道德讲堂、文明家庭评选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社区价值共同体;开展传统节日活动、趣味运动会和邻里节等文娱活动,增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打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开展科普讲座、文艺表演等活动,以文铸魂,打造社区文化共同体。

  新时代“枫桥经验”植根于中国大地,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主体、以多元协同为路径、以矛盾化解为目标,提升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形成系统化的治理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实践成果,是中国治理智慧的代表。今后,应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持续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张荆红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公共卫生危机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治理机制研究”(20BZZ101)、舆情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基层稳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25YQYJZX0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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