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稍通文理的江西人，总会读到那个人的那些诗。就像那个人的那些诗，总会写到那个秋天、那座南山——之于前者，应是精神的共鸣和溯源；于后者，可谓命运的归宿或庇佑。

　　那个人姓陶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那些诗辞采精拔、朴素天成，明媚清朗、独有兴味……若再聚焦些，可直指其《归田园居》及《饮酒》二十首等致仕后所著诗作。

　　义熙元年之秋，是五柳先生的决断之季。历经12载时断时续、浅尝辄止的基层仕途，41岁的他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加之厌倦之极、满心憔悴，毅然解服束印，辞去仅任81天的彭泽县令，将自己作为一枚遗落尘世多年的果实，彻底远离官场仕途，被秋天的一角南山从此收回。

　　厌倦之极、满心憔悴是肯定的。虽然从一个没落世家的中兴寄望，从一名文士心怀壮志、济世安民的理想价值，从“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生计所迫，五柳先生显然都有出仕的内在动机。为此他也曾有过志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曾追求过，自29岁起，先后出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官职；也曾实践过，县令任上半个月就清查出被财主豪绅隐瞒的成年男丁三千多名，并将成年男丁的年税米由原来的五担减少为三担，赢得治下“英明”和“爱民”的官声……可谓在“达则兼济天下”的路上走出了一小步。

　　可惜总是造化弄人——于上，五柳先生所在的东晋，国家内外交困、礼崩乐坏，朝廷政治昏聩、权臣当道，官场阿谀奉承、丑陋阴暗，士族醉生梦死、崇玄空谈，门阀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加之频繁的战乱与天灾，黎民百姓流离失所……无论是“融入”还是“拯救”，都是个大难题。于人，五柳先生任江州祭酒时，刺史王凝之才学浅薄、痴于道教，全无匡扶社稷之心，不堪佐之；再任镇军，恩主桓玄谋朝篡位、倒行逆施，不值辅之；后任建威参军，短短数月建威将军刘敬宣便主动辞官，不能襄之；终仕彭泽县令，又因督邮刘云当众无礼数落、厉声训斥，难忍其权势压人、借题索取，不愿吏之。于己，五柳先生纯粹高逸的性情，显然不适合阴晴难测的仕途，受不了官场上那种谄上骄下、胡作非为的腐朽作风；他田园诗人的才情，也显然缺乏一名政治家应有的冷静与狠辣，以及进退趋避之道。骨子里的傲岸和对自由的向往，让他每次步入仕途，都极力想要逃离。

　　既然生不逢时、壮怀难伸，官场险暗、仕途劳累，只会抑制天真、损害本性，不如守存自我、及时撤转、脱身樊笼、归于田园，将生命的兴味倾注于林泉山野。好在妻子翟氏是理解的，率孩子家人为他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一盏温酒便暖透了他失望的心境；祖宅南山是宽大的，无声容纳了他疲惫的身体和灵魂。

　　终于可以卸下名利、远离喧嚣，完成自我的泅渡；终于可以东篱之下读书抚琴、采菊把酒，在与一面南山的悠然对望中，返璞归真、超然物外，做回快乐的自己。

　　后人对五柳先生的隐逸或有消极避世之说，其实不然。他在东晋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归隐田园、寄身山水，与喧嚣的尘世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对自我安全感的寻找，对人之存在的领悟，以及对个人本真的守护、回归和安顿，可谓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归宿。不仅如此，他不苟同腐朽朝局官场、拒与士族门阀同流合污，选择固穷守节、洁身自好，隐居山野、躬耕自资，崇尚实践、注重实行，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实的，可谓独善其身，本就有积极的一面。更难得的是，他与自然和谐相亲，与友人志趣相投，与农邻欣然往来，甚至以致仕之身写下《劝农》诗：“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这无疑拓展了当时文人的精神境界，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成为“独善其身”后“再善其诗”的一个响亮回应。

　　□ 程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