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志修典，是为岁月存证；活化利用，是为未来赋能。《江右文库》“方志编”的出版，是赣鄱文脉传承的重要里程碑。方志素有“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之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江西古称文献名邦，自三国吴时徐整纂修《豫章旧志》始，历代方志纂修绵延不绝，修志次数与保存志书数量均居全国前列。2022年，《江右文库》工程正式启动，“方志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对江西方志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

　　笔者参与的67部府志，特色鲜明、价值极高。从特色来看，它兼具“全”与“珍”——包括明代23种、清代44种府志，覆盖明清江西十三府一州，完整呈现明清江西府志体系，且半数以上为首次影印出版；在编纂上，多部府志如《乾隆建昌府志》《康熙赣州府志》等以体例严谨、考证精详著称，尽显江西方志的学术水准，展现了古代江西在传统学术上的成就、水平和地位。从价值来看，在学术层面上，它构建了江西地方研究的文献基础，为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提供了系统的材料支撑；在现实层面上，这些记载着江西传统社会内涵的文献，为当代文化传承、城市规划、文旅融合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当下，我们持续推进《江右文库》工程，传承江西历史文化，对开创赣鄱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作为省、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一府之志相比县志，其编纂者知识水平较高，相比省志，其记述又更加翔实，而作为一度在中国历史中占据文化高地的江西，其所修府志在传统方志的共性基础上显得质量尤精。笔者所见，诸多府志编纂者已不限于将方志进行史料汇编，而是在进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思想，可谓“藉修志以言志，托古人而议论”，其中不乏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如《正德袁州府志》及两部《嘉靖袁州府志》可见严嵩作为乡贤及修志重要参与者在仕途日进后的思想变迁，《万历建昌府续志》节录明代府县公文案牍展现地方治理、国计民生的实态，康熙、乾隆两部《南安府志》大量收录地方官所见风俗政论。我们在府志中既能读到欧阳修、文天祥等先贤的生平轶事，感受“文章节义之邦”的精神内核；也能查到江西商帮的贸易路线、传统工艺的传承脉络，厘清赣鄱“物华天宝”的物质载体；更能发现正史未载的地方治理智慧、民间习俗流变，还原“白鹤鱼米之乡”的鲜活图景。因此，府志除了发挥我们熟知的“资料性文献”作用，更是挖掘江西文化特质、解析江西文脉传承与思想演变的关键密码。

　　提要撰写是一项严谨且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通读每一部方志及其相关的文献与研究成果，完成版本溯源、体例梳理、核心内容提炼三项核心任务，以探索纂修背景，厘清版本源流，评估文献价值。比如面对不同时期的《赣州府志》，不仅要区分康熙本与乾隆本的编纂差异，还要考证其史料来源与学术传承。又比如《万历吉安府志》，虽然已有多种丛书收录出版，但版本并不理想且多有缺失，令人遗憾。因此，《江右文库》编辑部团队自工程启动以来，辗转全球，从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收藏机构，充分收集各类底本后，优中选优、择其善本，使不少濒临失传的孤本重现于世，对于版本残缺者则尽可能以多版本配补完成。正是这样的努力，得以尽可能窥见江西方志编纂的真实、完整面貌，在学术史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绳愆纠谬的作用。

　　江西从“修志大省”到“用志典范”的跨越，是“故纸堆”向“活资源”的转变。《江右文库》“方志编”目前已在“江右文库”官网及移动App上线100余册。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的三维服务体系，读者可在电脑端、手机端查看与纸质版1:1还原的立体志书。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人类文明各领域和全过程、人工智能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当下，《江右文库》立项数字化工程，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有效推动了学术成果走向大众、服务社会。对于如何推动方志拥抱数智，把握数智技术创新发展的机遇，实现数字化与创新性转化，或有三个方向可以实践：一是继续实现数字平台开放共享，让研究者与公众便捷获取资源，并针对不同需求、不同主题如灾害防治、传统建筑开发、地方戏曲保护等形成特色资源包；二是推动文旅融合，将府志中记载的古村落、民俗活动转化为特色研学线路与文化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江西文化魅力；三是学术化与通俗化传播相结合，既与省内外学术机构合作，依托《江右文库》推出一批学术精品，同时通过短视频、绘本等形式，让“故纸堆”里的江西故事走进大众生活，赓续赣鄱文脉。

　　□ 郭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