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90多年前，中央红军开启战略转移，既面临着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极限考验，又要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直面问题的坚定态度、修正错误的果敢行动，在思想、组织、军事、纪律等领域开展自我革命，锻造出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大革命军队，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从“左”倾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
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胜利。长征前，“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党的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
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朝夕相伴、彻夜长谈。毛泽东层层剖析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僵化照搬、危害巨大的致命弊端，深入浅出的理论讲解与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相互印证，让张闻天、王稼祥彻底认清教条主义危害，摆脱思想束缚，形成反对错误路线、挽救革命危局的中坚力量。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惨重。同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联，党被迫独立自主破解生死困局。通道会议后，党中央放弃北上湘西，转兵西进贵州，成为摆脱教条、回归实事求是的历史起点。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从红军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申西进主张，初步纠正了错误军事路线，推动了军事指挥与作战思想的统一；初步摆脱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逐步回归，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直面危机，深刻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惨败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实现了从盲从共产国际、照搬苏联经验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转变，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转变，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如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落地的新起点。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以书面形式确保全党在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转变达成共识；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科学预判，避免红军陷入重围，进一步强化了思想共识。在此后的行军作战中，我们党始终立足战场实际，因敌施策、灵活应变，彻底摈弃教条僵化模式，让实事求是原则贯穿军事指挥、战略决策、队伍建设全过程。长征后期，我们党立足民族、补给、地形等实际，妥善处理复杂问题，科学制定北上抗日方针，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实事求是从理论觉醒走向行动自觉，逐步成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遵循，为革命胜利筑牢思想根基。
组织上的自我革命：确立正确领导核心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组织路线是政党进行组织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针。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组织路线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面对生死考验、前路抉择与分裂危机，党以坚定的组织自觉、严明的组织原则、强大的组织力量，重塑领导中枢、优化组织体系、捍卫团结统一，在一次次组织调整、整顿改革、坚决斗争中，筑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根基，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推进了组织路线的自我革新。为从根本上扭转危局，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为红军摆脱围追堵截、转危为安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与此同时，红军开展大规模精简整编，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整编后，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指挥链条大幅缩短，机关人员充实一线，部队更加精干高效、机动，攻坚能力显著增强，为长征胜利创造了坚实的组织条件。
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是党的自我革命经受的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确立北上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无视革命大局，执意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危急时刻，党中央决定先行北上，随后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肃批判其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错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时，党深化组织建设、严明纪律规矩、巩固团结统一，将原有红一、红三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周恩来等5人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为革命胜利奠定坚不可摧的组织根基。
军事上的自我革命：从阵地战到运动战
军事路线正确与否，关乎红军生死存亡与革命战争成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推行机械僵化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完全抛弃红军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优势，与强敌死打硬拼，导致红军屡遭严重损失。长征初期，红军采取“甬道式”行军方式，携带大量辎重，导致机动能力几乎丧失，处处被动挨打、疲于奔命，陷入极端危险境地。
1934年底的湘江战役，是长征史上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博古、李德顽固坚持正面硬闯重兵防线，拒绝毛泽东等避实击虚、迂回机动的正确建议。红军虽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元气大伤、濒临绝境。这场战役用血的教训警醒全党：不彻底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红军将全军覆没，革命前途将毁于一旦。
突破湘江后，红军面临“向何处去”的生死抉择。国民党反动派已在湘西布下重兵、设下“口袋阵”，继续北上等于自投罗网。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转兵贵州，避实击虚、机动歼敌，得到多数同志支持，红军由此西进，跳出敌军包围；黎平会议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猴场会议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完成军事路线的初步纠偏，为遵义会议奠定重要基础；遵义会议系统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正确军事路线在实战中不断得到检验、完善、巩固。土城战役受挫后，北渡长江计划受阻，毛泽东指挥西渡赤水，轻装前进，避免更大损失。扎西会议总结教训，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争取战争主动。苟坝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构建了高效指挥机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机动歼敌，牵着数十万敌军疲于奔命，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随后，红军乘胜前进，取得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重大胜利。进入川西北后，党中央果断放弃受阻的松潘战役，改道穿越草地，取得包座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想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从遵义会议到川西北决战，红军彻底摆脱教条桎梏、摈弃机械阵地战，确立灵活机动、因敌施策、运动歼敌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长征胜利、北上抗日、革命发展奠定坚实的军事基础。
作风纪律上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革命队伍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绝境中以严明纪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胜利。在缺衣少食、敌军重兵围追堵截的极限考验下，很多人或许会认为“生存第一”，纪律可以暂时放宽，但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越是形势严峻、处境艰难，越是以严明纪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严明纪律、优良作风，让红军赢得各族群众真心拥护、鼎力支持，凝聚起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
长征是无后方、长距离、高度机动的流动作战，形势瞬息万变、环境极端艰苦，纪律建设必须因势而变、持续完善。长征出发前夕，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湘江战役后，红军锐减、士气受挫，纪律建设面临严峻考验。红军总政治部及时发布训令，把严格遵守纪律上升到政治高度，强化思想教育，确保部队不散、指挥不乱。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红军面临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等困难，加之反动宣传误导，军民矛盾易发。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先后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等文件，通过严明的群众纪律，让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红军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
立足战士文化水平不高、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红军出台了具体细致、通俗易懂的实施细则。进入遵义城前，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制定了简单明了的行为规范，如“整齐武装服装”“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等。这些规定让战士们一目了然、易于执行，确保了红军入城后秩序井然，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长征途中，党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比如，《红星》报通报了某部战士因自由行动破坏纪律被枪决等案例，并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抓住这一例子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教育，严格的检查本部队的纪律”。这种敢于公开自己的错误、主动接受监督的做法，体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胸怀和自我革命的精神，让纪律真正成为全体将士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的“带电高压线”。
长征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由弱小到强大、在挫折中奋起、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法宝。深刻总结长征时期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 万义兵 梁铎 袁鹏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