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上有一件向天津博物馆借展的《河上花图卷》（见上图），八大山人描绘的虽然是常见的荷花、山石、兰草等，但在这些自然风物的呈现、安排和描绘中，恰似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正如徐世昌在卷首的题句“寒烟淡墨，如见其人”。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件不寻常的画作，画的不是一个瞬间，而是画出了时间的流逝，画出了作者人生长河的波澜。

　　《河上花图卷》高0.47米，长近13米，作于1697年，那年八大山人72岁，友人嘱绘，历时四月完成。八大山人毕生喜欢画荷，借荷花“托物言志”，画荷花更是画品格、画心境、画心中的“君子之象”，荷花可谓自己人格的投射。八大山人从开篇的一朵荷花开始，进入茂盛的荷塘，再到残荷的消隐，最后只剩下山水间的宁静。卷尾以行书题写歌行体诗《河上花歌》，诗中化用河上公典故，并借用禅宗“实相无相”“一颗莲花子”的意象，借荷花谈古论今，既酬知己，又将本心的坚守、家世之叹隐喻其中。诗是八大山人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注脚，有了这二百余字，《河上花图卷》便不只是一塘荷花，而是可以视为他“哭之笑之”一生的自白。

　　长卷起首画面极简，数茎荷花先以一枝菡萏立于荷塘。荷梗中锋用笔，篆籀笔意，一线到底，正如行家常以“笔如金刚杵”评其线条挺拔有力。画面清逸空灵，无他物干扰。花头用细笔勾勒，与随性挥洒的墨叶相映成趣。画中的荷花亭亭净植，恰似初涉人世的朱耷（八大山人原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第九代后裔的朱耷，自幼聪慧，8岁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19岁以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因有家族的荫庇，他不用弯腰，不必看人脸色，身姿挺立自带贵气。那时的日子无忧无虑，就像迎风而舞的荷花，轻盈舒展。

　　随着画面向中段过渡，荷叶由疏转密，铺满荷塘与水际坡石之间。画家借助浓、淡、焦、润的互破突出荷叶的繁茂。本应尽情盛开的荷花，却多隐于叶底，或者被荷叶遮挡，即便探出水面，也是以含苞示人。枝条的笔画线条依然劲挺内敛，却多见屈曲与横斜，少取直上之势，虽然这也是画荷的常见技法，却也是全卷耐人寻味之处，让人联想到它受到了外力压制，这正像朱耷的遭遇，还没有施展抱负便遭遇挫折。1645年，南昌城破，他的生活瞬间从高处坠落，父亲在颠沛流离中离世，妻儿失散。朱耷躲在奉新的深山里，食不果腹。他曾画了一幅《芋》来记录这段惶恐苦难的生活：“洪崖老夫煨榾柮，拨尽寒灰手加额。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芋头）以奉客。”1648年，23岁的朱耷削发出家。吴昌硕在读到朱耷的这段经历时心绪难平，在《题八大山人画》中写道：“遥想石头城上草，青青犹自忆王孙。”朱耷从世袭的王孙贵族，一夜之间沦为朝廷通缉的“余孽”。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不敢回自己的家，甚至连做个普通百姓都不能。这种苦，不在于吃糠咽菜，而在于每时每刻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此后，朱耷虽然大多身在佛门，但也是提心吊胆。恓惶的日子至康熙朝才稍缓和。清廷对明宗室政策由禁锢转为安抚，康熙七年（1668）的诏令允许他们归里复姓。朱耷虽未“复旧”，但也总算可以栖身南昌青云谱，于僧道身份间暂得喘息。

　　画的卷尾是河床、枯木和山岩，荷花已无踪影。八大山人用粗头乱服的大笔扫出山岩块面，在关键受力处用焦墨强调，山石结体“险而不仆”，虽历经风雨的打磨，仍然巍然不动。坡上的几处兰草则画得极细致，兰叶灵动飘逸，花蕾用墨点点出，似散落在草间的碎珠；兰贴地而生，不张扬、不争宠，自在地开放，散发着幽香。山河依旧，故人的生活却几经变迁。1680年，朱耷忽发狂疾，流落南昌街头，幸亏被族侄认出，被带回家中调养。转年，他渐渐康复，并蓄发还俗。朱耷于1684年起以“八大山人”署款，把昔日的身世之苦看作“大梦一场”。日子还是过得窘迫，常常无米下锅，在给画商的信中还自嘲，书画廉价得与三文钱一担的河水差不多。他唯一的宽慰，是可以借助笔墨倾诉，横涂竖抹，把自己的委屈和傲气融进墨里，在泥泞中开花，还能长出自己的样子，它不是为了给谁看，而是在生命绝境里给自己留下一个交代。

　　黑白之间墨溢香，方寸世界显人生。八大山人一生，命运坎坷。他贵过、乐过、苦过、痴过、癫过，多半岁月都陷在“白眼向天”的悲愤中，但他最终还是和命运和解了。好在生命的河流没有干涸，它一路奔涌，历经激流险滩，终于来到静水流深、辽阔平远的下游。

　　八大山人晚年在南昌城郊自筑陋室“寤歌草堂”。“寤歌”典出《诗经·卫风·考槃》“独寐寤歌，永矢弗过”，意思是贤者隐居在山涧，睡醒后独自歌吟，誓言永不忘记自己立下的志向。《河上花歌》中流露出他的心迹：“乐歌行，泉飞叠叠花循循。”说的是这世间万象与荷花的开落差不多，枯荣本是常道，不如且行且歌。如果心头怀着愉悦，所行之处看见的便都是叠泉花簇般的美景。

　　画至卷尾是另一种风景，石生坚，兰生香，山水间透着几分温意。“天地与我并生”，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大山人多少已走出悲怆心结，心灵已经安顿在自然中。

　　□ 陆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