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部队濒临绝境。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战略抉择，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转移。1927年10月，队伍顺利抵达井冈山，正式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一时期，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破解中国农村革命难题，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充分调动农民革命与生产双重积极性，为当年红色政权扎根乡村筑牢根基。

　　坚持知行辩证统一，以调查研究打通理论与实践通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封建土地制度盘剥深重，农村阶级关系复杂，如何科学分田、依靠农民站稳脚跟，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地调研作为土地革命的前置功课，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先后深入茅坪、永新塘边、秋溪等乡村，走村入户访贫问苦，系统摸排土地占有、地租剥削、雇工收入、地价粮产等一手实情。在充分普查耕地、摸清民情的基础上，毛泽东于永新塘边起草《分田临时纲要十七条》，多次召开群众座谈会，经过数轮修改完善，充分吸纳农民意见后颁布实施，推动当地掀起分田热潮。塘边分田试点不仅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推动湘赣边界土地革命深入开展，更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积累了扎实的实践依据，成为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善用阶级分析方法，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篇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白色政权四面围困之下，弱小的红色政权要生存发展，一个重要任务是精准研判农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通过对宁冈、永新、遂川乡村社会的深度调研，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的豪绅阶级，小地主、自耕农的中间阶级，此外为贫农阶级。”大、中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依靠地租、高利贷压榨农民，是革命必须坚决打击的对象；中间阶级拥有少量土地，立场摇摆，是需要积极争取团结的力量；贫农阶级少地、无地，深受剥削，革命性最为彻底，是最坚实的依靠力量。立足阶级分析结论，党确立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政策，同时针对游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出台差异化团结引导政策，最大限度凝聚革命合力。这套分层施策、团结大多数的斗争策略，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构建起牢不可破的革命统一战线。

　　变革封建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归还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依附关系。土地革命后，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了“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生产积极性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普遍获得粮食大丰收，正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直观实践成果。由此，广大农民切身感受到红军是为自身谋解放的队伍，纷纷踊跃参军、送粮送物、传递情报、救护伤员，源源不断地为红军输送人力物力，构筑起人民战争的坚固防线。

　　发挥上层建筑作用，守护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土地革命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后，若缺少配套的上层建筑保驾护航，分田成果极易遭到反动势力反扑。为此，党中央统筹发展红色政权、工农武装、文化等要素，全方位护田守土。通过苏维埃政权夯实制度根基。1927年11月至1928年上半年，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广大农民主动参与选举、管理村务，以主人翁身份守护分得的土地。通过红色武装筑牢安全屏障。红四军联合地方赤卫队，将反“会剿”作战与保卫分田成果紧密结合，龙源口大捷后乘势收复大片根据地，以军事力量捍卫农民土地权益，正如毛泽东所言：“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通过红色金融打破经济封锁。井冈山红军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在革命根据地内发行流通，畅通了根据地的物资流通，缓解了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为根据地的生产生活、军事补给提供了经济支撑。通过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凝聚思想认同。依托农民协会、青年团、妇女会等开办夜校、识字班，以标语、宣讲、壁报、文娱活动开展革命宣传，重塑农民思想观念，强化群众对新土地制度的认同感，推动守护土地、保卫根据地成为全体军民的自觉行动。

　　□ 冯讲琴

　　（作者系中共吉安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