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一部漫长的行军史。毛泽东曾如此概括这场史无前例的远征：“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二万五千里征途，全凭步行完成。曾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称：“走路是长征的基本形式，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战斗和难得的短暂休整外，部队都是处在行军状态中。”双脚之于长征的意义，红一方面军干部曾三有过十分精准的概括：“在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考察长征时期红军对战士脚力的顾护，既可管窥人民军队对普通战士身体感受与生命价值的切实关怀，也可呈现极端行军环境下红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大家走得脚肿皮破，掉队的很多”

　　长征途中，人脚部一旦受伤，便可能掉队；一旦掉队，便有性命之虞。正如女红军危秀英所言：“长征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脚比肚子更重要。因为一旦掉了队，落到敌人手里，不就没命了吗？”对此，红军战士们也有着十分清晰而普遍的认知。老红军杨秀山回忆，当时大家不怕流血负伤，“怕的是打掉腿和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天天要行军、要走路，失去了腿和脚就再也没法跟上队伍，再也没法干革命了”。

　　红军长征中脚力消耗巨大的原因，主要可归为两方面：

　　一是超越人体生理极限的行军强度，各路红军常日夜兼程，日行百里以上。1934年12月8日，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总支书记萧锋在日记中记载，该团担任先遣队急进，“行程一百十里”，因连续渡河翻山，大家“走得脚肿皮破，掉队的很多”。据曾任红九军团七团卫生长的刘良栋回忆：“红军长征全靠两条腿走路，每天少至50—60公里，多至120公里，因此必须有一双铁脚板。”诚如曾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日记中所总结的，“这次长途行军是从未有过的，部队掉队也是空前的”。

　　二是鞋袜物资的极度匮乏，使战士们的脚部直接暴露于恶劣的行军环境。老红军罗章曾回忆道：“西征途中最困难的是没有鞋子穿。”他曾只穿一只鞋走路，沿途多方寻找也未找到鞋子，只得宿营后连夜自打草鞋，第二天才能继续行军。每逢攻占城镇，部队首先设法购买鞋子，“当时把鞋子看成宝贝一样”。过草地时，鞋子损耗更快，战士的足部磨损也更为严重。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进入草地后，战士们仅有的一两双草鞋很快就陷入稀泥或被草兜扎得“鞋底分家”。亲历者陈国辉回忆，有人只得赤脚行军，双脚被扎伤、被稀泥污水浸泡后，肿得“像两个大萝卜似的，掉队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正是基于这种残酷现实，红军将洗脚从个人卫生习惯提升到了保存有生力量、维系革命队伍的政治高度。

　　●“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

　　面对困境，红军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双脚，其中洗脚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曾随红五军团长征的张力雄回忆，行军中“最忧虑的是战士没有草鞋穿、没有热水烫脚”，因为这“不仅会影响行军速度，而且会造成非战斗减员”。因此，解决草鞋和热水问题成为“当时各级干部和党支部工作的中心”。

　　洗脚被纳入长征时期红军行军卫生管理，有着苏区时期的制度渊源。1932年9月，周恩来、毛泽东等就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向前线发出意见电报，指出：“烂脚病都由拂晓行军，在战场不洗脚以及蚊虫传染而生，勤洗擦干可以减少传染。”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持编写《简略卫生常识》，将“天天要洗脚、擦澡”列为预防常见疾病的办法。

　　在长征开始前的准备阶段，1934年10月11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训令，要求在战士中“进行行军的卫生运动，使之成为习惯”，并列出“每天洗脚”等具体事项。长征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亦以战时宣传的形式反复强化这一要求：1934年第六期刊发《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一文，强调“特别要注意洗脚，穿草鞋”；同年第七期刊发《在行军中克服部队的疲劳》一文，要求“注意卫生工作。有病的及时医治，并督促洗脚等”；1935年5月11日，第十六期刊发《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一文，将“每天要烧水洗脚”列为预防烂疤子（即脚部溃疡）的首要措施。

　　这些制度在行军生活中落实为一套自上而下的督查体系。红军高级指挥员会深入连队查看战士是否洗脚。据曾为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连战士的张显扬回忆，朱德到宿营地后，就“东走走西瞧瞧”，检查“脚洗了没有”。贺龙的检查也同样细致，据贺龙的警卫员周龙回忆，每到宿营地，贺龙“总是先到各连队查问房子是不是安排好了，伙食是不是准备好了，有没有热水洗脚”，睡觉前还要问战士：“脚洗了没有？泡挑了没有？”督促洗脚也是连队指导员的一项职责。廖汉生回忆起部队宿营以后，指导员“要1个班1个班地督促烫脚，处理脚泡”。在红二十五军，主动为他人烧洗脚水，也是党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一项具体内容。2001年，开国上将张爱萍追述长征情形时亦称，“上级规定，只要条件许可，每到宿营地，我们指战员都要烧水泡脚”“各级领导对此都很重视。营、连领导还要亲自进行检查”。

　　曾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的涂通今在追忆长征卫生工作时指出：“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做‘倒脚运动’，以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疱的发生。”“争取”一词可见红军卫生制度与物质条件之间存在的差距：在长征窘迫的物质条件下，寻常的热水泡脚也须经组织安排和集体协作方能实现。围绕洗脚展开的革命日常由此成为观察红军内部关系的一个切口。

　　●“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给你挑挑水泡有什么关系”

　　在红军的军事文化中，洗脚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官兵关系。从最高统帅到基层班长，各级指挥员不仅将洗脚作为行军纪律来督促，更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亲自参与到这一日常行为之中，这从一个侧面呈现了红军有别于旧式军队的官兵一致传统。据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员丁振愈回忆，每次行军到达宿营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总要问我们累不累，脚上打泡没有，督促我们烧水烫脚，早点休息”。有一次周恩来得知丁振愈脚打了泡，“硬要给我挑泡”。丁振愈听了，真不好意思，周恩来却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给你挑挑水泡有什么关系？”随即为丁振愈挑了水泡。这种关怀渗透于红军各级指挥体系之中，成为一种普遍风气。亲历长征的无线电通信干部黄良成，当时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李白则任该分队政委。一次长途急行军后，黄良成疲惫得倒头便睡，李白将他叫醒：“洗了脚再睡！”黄良成“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见李政委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床前放了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李白不仅督促洗脚，还亲自为熟睡的运输员老王脱下草鞋，并体谅地说：“他也太疲倦了，难怪他不醒。”直到看见每个同志都开始洗脚了，他才高兴地走开了。

　　洗脚所映照的红军内部关系，同样深刻地体现在战友间的互助之中。红军大学政治科七班班长李大清过草地时因患关节炎逐渐掉队，同班战友詹洪海、王海山留下照顾他。李大清回忆，到达宿营地后，詹洪海“顾不上休息，就忙着点篝火，烧热水，帮我脱下草鞋，用热水给我烫脚，轻轻地把我脚上的血泡挑开”。当李大清担心拖累大家、劝他们先走时，詹洪海回答：“班长，你放心，我们绝不会丢下你不管，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女兵叶冰回忆自己因脚裂流脓掉队时，“姐姐们总是烧好水等着我。我一到，大家就帮我洗脚洗腿，班长还把她那仅有的一件单衣的大襟撕成了条条替我包脚”。红军女战士马忆湘也曾回忆道：“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睡着的时候是谁帮我洗了脚。”

　　这种不计回报甚至不留姓名的相互关照，成为红军战友间的日常，其中，红军炊事员这一群体的付出尤其值得一提。热水是洗脚的基本条件，而在长征的艰苦行军条件下，热水的保障有赖于炊事班的坚持。据时任红三军团某连司务长谢方祠回忆，连队只有九名炊事员。他们担心前方缺粮，常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人实际挑着六七十斤的重担；到达宿营地后还要安锅灶、劈柴、洗菜、煮饭，每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进入草地第二天，炊事班长看到战士的双脚被烂泥泡坏，提出：“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谢方祠顾虑他们负担太重，没有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此后，炊事员接连倒在行军途中，那口铜锅便一次次从牺牲者肩上转到另一名炊事员肩上。班长老钱发着高烧，仍在后半夜偷偷起身烧水，最终倒在烧开的锅灶前。第二天，又有人挑起铜锅继续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洗脚虽是日常生活的细部，却既关乎普通战士的身体感受与生命安危，也折射出红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以及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认识这支队伍如何凝聚集体力量，如何完成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 刘宗灵 何佳琳

　　（作者分别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