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深刻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是一部悲壮而英雄的史诗，这场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启了伟大的长征。至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余人，湘江战役后召开的黎平会议决定撤销红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编入左路军随红军总部行动；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时，红一军（原红一军团）、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陕甘支队，在党中央的率领下先行北上，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约有7000人。四路红军出发时总兵力约20万人，到三支主力红军会师时有5万余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组成红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遭遇重大损失。这样，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主力部队有3万余人。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主力红军总兵力有四五万人，加上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总计不过五六万人，与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红军总人数曾达30万人相比，确实大幅减少。

　　然而，长征避免了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围歼的命运。尽管人数减少，但保存下来的都是经过万里长征考验的革命骨干。这些红军将士历经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如同生命力顽强的种子，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正如毛泽东所说，“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

　　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队伍，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这些革命火种焕发强大生机，仅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抗战结束时发展到一百余万人。没有长征对革命骨干力量的保存，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第二，实现了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不仅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更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向北的转移。长征开始之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随后不断向关内渗透，1935年又发动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和领导抗日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任务，而抗日第一线在华北。如果中共及其武装力量仍主要在南方活动，抗日主张再彻底也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从开启战略转移到落脚陕北，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几经变化。尽管落脚陕北并非最初计划，但长征后期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作出北上决策，并将北上与抗日紧密结合，最终决定落脚陕北，成功实现了革命重心的北移。这一转移对我们党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根本要求是抗日，唯有真正举起抗日旗帜并采取实际行动，才能获得民众支持。在此背景下，红军必须以抗日为号召，也必须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主力红军落脚陕甘宁后，经过短暂休整，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迅速改编并开赴前线，使陕甘宁成为向外发展的理想出发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长征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布局，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条件。

　　●第三，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935年10月，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长征能够取得胜利，一是“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二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三是“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长征胜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党的成熟、党的领导人的成熟，特别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列宁曾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其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崇高威望，能够准确把握大势，预见历史发展方向，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长征途中，红军经历了千难万险，这是对军事指挥艺术的严峻考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使红军巧妙穿插于敌军之间，打乱敌人部署，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不仅推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走向成熟，为其在长征结束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著作奠定基础，也锤炼出一批具有高超军事指挥能力的将领。

　　●第四，事实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遵义会议前，由于我们党缺少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还不强，党内既出现过右倾错误，也犯过“左”倾错误，都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发展至顶峰，由于当时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都发生严重偏差，反“围剿”失利势成必然。究其根本，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严重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充分证明教条主义已无法继续指导革命，错误的思想路线彻底破产。遵义会议虽然只集中讨论了军事路线问题，但解决了这个当时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事实上也就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随着领导人的更换，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问题实际上也得到了解决。

　　遵义会议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始在党中央形成共识并转化为自觉行动。黎平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所坚持的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不切实际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计划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将黎平会议确定的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改为渡过长江、进入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不久，由于土城战斗失利，渡江计划不能实现，中共中央一度决定在云贵川边界发展；四渡赤水后，红军成功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又决定前往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懋功会师后，根据国内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及时确立北上方针，决定经甘南到陕甘建立根据地，到达甘肃陇南哈达铺后又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决定落脚陕北。这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与长征初期一味坚持前往湘西、无异于往蒋介石设计好的口袋里钻形成鲜明对比。

　　通过对比长征前后尤其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实践，全党深刻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虽然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延安整风时期完成的，但长征伟大实践给全党上了关于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极为生动的一课。

　　●第五，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浴火重生，不仅改写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也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高大形象。

　　长征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奋斗到底的信心和坚如磐石的信念。在恶劣自然环境和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面前，红军将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最终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张闻天在《论青年的修养》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长征对每个红军将士都是严峻考验。在两年的长征岁月里，虽有不少人员因伤病饥饿掉队牺牲，也有整团、整师部队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但从没出现成建制的部队集体溃散、哗变的情况，这是任何旧军队都难以想象的。

　　长征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说起长征，人们自然想到爬雪山过草地。红军翻越的雪山有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等多座，有的雪山还有多支红军不止一次翻越。这些雪山终年积雪、气候寒冷、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即使夏天也时有狂风暴雪。红军战士身着单薄衣裳，脚穿草鞋，凭着惊人的毅力翻越一座座雪山，不少人因高山缺氧、饥寒交迫永远留在雪山上。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在长征中都经过草地，其中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部队三次经过草地。草地位于川西北高原，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纵横几百公里，几乎没有人烟，积水泛滥，遍布泥潭，稍有不慎掉入泥潭即遭灭顶之灾，这里即使是夏天，也是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环境极其恶劣，可谓是生命禁区。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如湘江血战、强渡乌江、抢占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克天险腊子口等。无数红军将士以鲜血与生命，换来了长征的胜利和革命新局面的开创。

　　长征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特质。红军长征不仅在军事上冲破国民党百万大军围追堵截，更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走向成熟、走向独立自主。长征不仅是一场艰苦跋涉，更是一次打破精神枷锁、重塑思想路线的伟大“寻路之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错误军事教条，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几乎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在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1963年，毛泽东同志曾在会见外宾时回顾道，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打破迷信、摆脱外部干预的勇气，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长征是一次没有现成答案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战略目标，每一次战略调整都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做出的创新决策。这种“敢闯新路”的精神，使红军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环节找到了生存空间，最终建立了抗日救亡的前进阵地。可以说，长征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用鲜血浇灌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路。

　　长征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品格。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政党组织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讲求内部团结统一。长征之所以取得最终的胜利，离不开各路红军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各路红军历史渊源不同，且长期处于被敌分割包围状态，但大家因有“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的自觉，能够顾全大局，以自我牺牲精神支持、策应兄弟部队。反观国民党，虽然军队人数多、占据地盘大，但内部从未真正统一，各部队非但不互相配合，还彼此拆台。这种内部不团结，使国民党最终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长征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情怀。长征途中，红军每到一地，都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尽可能组织发动群众，把打土豪的财物分配给群众，争取沿途群众的理解支持。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时曾说：“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比如，从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毛泽东在村旁看到一位老年妇女因冻饿倒卧路边，当得知是当地农妇时，他立即脱下一件毛线衣，又从行李中取出一条布被单，还让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一并送给她。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在两年时间里，红军向沿途群众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正因如此，红军得到了沿途各界群众的支持，不少群众主动提供信息、担任向导，救治和掩护伤病员，还踊跃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成熟。长征的胜利给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独有的精神风貌，即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始终传承并发扬光大。

　　□ 罗平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