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锦灵

　　1079年，42岁的他被小人控以文字讪谤皇上而入狱，那时，他还不叫苏东坡。

　　《苏东坡新传》可谓作者和传主达成心灵相通之作。仿佛不仅李一冰要写苏东坡传记，也是苏东坡传记选择了李一冰。既写他传，也算写自传，作者在人生低谷背诵了2000余首苏东坡的诗，恰从苏东坡出狱贬在黄州开始写起。作者要代入传主，相当于演一回苏东坡，以苏东坡的悲喜为自己的悲喜，方能作此传。

　　不免拿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来对比。林语堂多把苏东坡当成人生偶像来抒写，是“静态”的苏东坡，仿佛苏轼本就是一名天纵才情者，旷达乐天。他一亮相便是横空出世的状态，近乎写意，文采有余，但缺乏富有逻辑感的历史现场和生活细节为支撑和过渡。李一冰多把苏东坡视为患难知己来叙述，是“动态”的苏东坡，准确地说，是从苏轼到苏东坡这样一个艰难转变的状态。他看到的苏东坡是入狱、出狱，一再遭受打击，又能从苦闷困顿走向旷达乐观的生活强人。《苏东坡新传》工笔细腻，宽博深彻，但语言略显磕绊，较之前者功力不足。不妨将两本传记互相参照着阅读。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阅读《苏东坡新传》，是理解苏诗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传记写作的第一手素材面前，作者认为，文不如诗。苏东坡文章侧重于阐述观点，难免受到当时环境、地位、见识等影响；而他写诗，主要是抒发个人性情，传达神韵。在“自证”形象的价值方面，诗比文更精准纯粹。当然，诗歌解读也给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不经意地提供了品读苏诗的一种方法论，苏诗偏重写实，或把事实化于抒情，简直是对其人生经历的“同声翻译”。苏诗中包含事件背景、生活经验、用典等，单纯吟诵往往不够，要推敲词句褶皱里携带的信息。因此后世不断有人注释苏诗，如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查慎行的《补注东坡编年诗》等。

　　无疑，苏东坡的天赋才情，与他家庭的文化氛围分不开：童年时，母亲讲授经史之学；成年后，家人支持他游学；与父亲、弟弟谈诗论文。弟弟子由更是护佑他一生，苏东坡的“军功章”有子由的一半。苏家门风淳良，亲情、家庭文化及日常熏陶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苏东坡的政治才能，不输于文艺才情。他的主要职业是地方官员，造福一方百姓，能干实事，如治水修堤、筹粮赈灾、采药造墨等。另外，不熟悉他的读者，以为苏东坡只写“明月几时有”“欲把西湖比西子”“大江东去”之类的诗词，其实，他也像杜甫一样写了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品，比如《吴中田妇叹》《鸦种麦行》等。

　　苏东坡是现实的浪漫主义者，或说浪漫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生活，血肉里冒着热气、透着纹理。既可以在困顿的生活中开出浪漫的花，也可在虚幻的云端开掘现实的根。他能把苦水酿成甜酒，兑着明月清风啜饮。细究，倒不全因性情旷达，更有他作为实干家的兢兢业业和事必躬亲。文人士大夫中也不乏性情豁达淡泊的，但面对具体困境时，许多人就缺乏这番躬行解决问题的本领。

　　他不是一开始就叫苏东坡。面对变故，他也像常人一样惧怕又狼狈。御史台派出吏卒到湖州实施逮捕时，苏轼惶恐不敢出见，甚至问旁人要不要穿官服；被押解途中，他想过跳江自尽。对于苏东坡来说，从乌台诗案到贬谪黄州的这段时空，是幽咽怨断，是在人生低谷历经风雨艰难地盼一线希望。后来，人生给他提供什么食材，他就竭力做成什么菜。

　　成为苏东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在仕途沉浮与现实困境中逐渐完成了自己。李一冰也因撰写《苏东坡新传》完成了自己。我读到了作者对苏东坡的敬意和感同身受的悲悯，也读到了作者与苏东坡互文的人生况味。如果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让苏东坡晋升为“仙”，那么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又让苏东坡回到了大写的人。

　　有趣的是，苏轼的日常会恃才使气，不无尖刻的一面。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嘴上说着崇拜苏东坡，但倘若真与其为友，日常相处，也许没几个回合就得互相拉黑。

　　苏东坡若有对手的话，或许是年寿。从精神层面论，年寿也没禁锢他，他以灵魂的方式挣脱年寿限制，精神品格超越了时光限制，延伸至当下及未来。苏东坡的灵魂碎片散落人间各处，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找得到苏东坡的影子，是“苏东坡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