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过年的风俗，是有钱没钱，杀猪过年。记忆中，每年一进入腊月，村头村尾便每天都响着捉猪上屠砧的叫喊声。三四个大汉，揪猪耳朵的揪猪耳朵，提猪尾巴的提猪尾巴，掀猪腿的掀猪腿，一声“走”，将一头大肥猪从猪圈里扭送出来，一声“起”，将大肥猪按倒在屠砧上。杀猪佬磨刀霍霍，放血、褪毛、开膛、砍肉，一气呵成，熟练无比，堪比庖丁解牛。

　　在我老家，过年必须具有仪式感，而在这种仪式中，杀年猪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过年不杀猪，等于没过年。那时候，人们还很穷，但对于过年是绝对不敢马虎的。再穷的人家，也一定要杀一头猪。家里有几头猪的，一定是挑最肥的那一头杀。家里只有一头猪的，也毫不吝惜。家里实在没有猪的，就东家赊几斤肉、西家借半副肠、南家买一斤猪肝、北家讨两碗猪血，凑齐一头猪身上所有的零部件，也算是杀了年猪。

　　记忆中，我家每年也是要杀猪过年的。和大多数庄户人家一样，我家每年养两头猪，从开春养到年尾，一般能养到两百多斤。进入腊月，父亲从猪圈里捉出一头猪，五花大绑，装上板车，送到乡食品站卖掉。拿到钱，笑开颜，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添一件新衣服，买一些油盐酱醋。当然，父亲还不忘托人从县城里买几本好书，在农忙之余读得津津有味。剩下的钱要留着，等开春时去捉小猪崽。另外一头猪，则杀来过年。两百多斤的猪，一百多斤肉，加上心肝肠肺，装了两箩筐。母亲满心欢喜，炖上一大锅肉，香气腾腾，我们放开肚皮吃。每年只有在杀年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嘴馋，吃个肚儿圆。

　　剩下的肉，被母亲腌起来，挂在柴火灶上熏一个多月。直到今天，我还迷恋正月里坐在灶膛前烤火，闻着腊肉香味的那种幸福感。有时候，母亲看我馋了，就拿起菜刀，割下一块，将一根小棍削尖，穿上腊肉，放在柴火上，烤得滋滋冒油，香气四溢。我鼻孔凑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让烤肉的香味渗入每一个毛孔，然后才舍得小口撕咬，细细品味。那份满足，那份幸福，不是今天衣食丰足的我们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所能体会到的。

　　我一直不理解，在我的老家，为什么过年非要杀猪。有一次，母亲的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我七岁那年，第一次一个人走十几里路，到舅舅姨妈家拜年。出门前，母亲一再叮嘱我：“到了舅舅姨妈他们家，不管他们怎么劝，都只能吃一块肉，哪怕他们把肉夹到你碗里，你也要放回钵里！”

　　我不明白，大过年的，家家杀了猪，为什么只能吃一块肉？母亲和颜悦色地说：“过年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客人，如果每个人都放开肚皮吃，肉很快就会被吃完。做客的只吃一块肉，既解了自己的嘴馋，不会吃相难看，又不至于让主家钵里空空，觉得没有尽到待客之道感到难堪。钵里剩下些肉，是为了让主家体面，也让自己保持优雅。”

　　我至今依然为我的老家人感到自豪，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我的老家人，即使在从前那种仓里空空、肚皮瘪瘪的岁月，依然用他们那种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保持着他们那种最庄重最神圣的礼仪，保持着他们那份最高贵最传统的优雅和体面。

　　我记住了母亲关于优雅、关于体面的生动论述。成年以后，在我遇到波折时，即使内心再苦再累，也尽量让自己的脸上保持一抹处变不惊的微笑。有两三年时间，我不停上岗，又不断失业，身心备受折磨，但每次出门，我依然衣着整洁，面带笑容，不失优雅，不失体面。

　　什么叫优雅？什么叫体面？所谓优雅，所谓体面，就是我老家人在过年时，即使家徒四壁，即使身无分文，也要杀一头猪过年。这不是穷装，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面临任何艰难困苦，都要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信心，活得有希望。

　　□ 曹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