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家家户户忙开了，砧板上正在剁肉，锅里在炒豆子，闲杂人等在大扫除,这份忙碌把年的气息酿得愈发醇厚。而在这所有年味儿里，最让我牵念的，始终是那缕从腊月红薯里熬出的糖香。

　　家乡的水田金贵，人均三分田像块补丁，种两季稻谷刚够掺着红薯填肚子。村里人过日子精打细算，熬糖这种费粮食的事，从不用白花花的大米，眼睛都盯着屋后山坡上的红薯。收红薯的日子是秋日里最热闹的，大人挥着锄头挖，孩子跟在后面捡，红薯叶上的露水打湿裤脚，泥土裹着的红薯在阳光下蒸腾出踏实的暖意。大部分红薯会成为冬日主食。清晨的灶台上，红薯块蒸着白米滋滋作响，蒸汽漫出来时，米香混着红薯香气诱人；傍晚的铁锅里，红薯稀饭熬得稠稠的，勺子舀下去能拉出丝，喝一碗暖到心口，夜里做梦都是甜的。而最金贵的那些，会被小心地放进地窖——那是腊月熬糖的家底。

　　进了腊月，爸爸便会扛着梯子去地窖。掀开盖在地窖口的石板，一股混杂着泥土与红薯的暖气扑面而来，偶尔还夹着丝微的霉味——那是个别红薯扛不住，悄悄烂了心。爸爸踩着梯子下去，在昏暗中把烂薯挑出递上来，妈妈在上面接住丢在一边。好的红薯则被装进箩筐，爸爸托举上来，妈妈小心翼翼地接住。

　　清洗红薯是件苦差事。池塘的水结了层薄冰，妈妈用竹竿敲开，冰水溅在手上，瞬间冻得通红发麻。爸爸把红薯倒在青石板上，一个个搓洗，薯皮上的泥渍混着冰水往下淌，在石板上积成小小的溪流。洗干净的红薯码在竹筐里，红通通的像小娃娃。回到家，妈妈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拿着菜刀削皮切块。

　　熬糖那天，奶奶天不亮就起身，灶屋里两个铁锅同时忙活：一个煮红薯，咕嘟咕嘟冒着泡；一个熬稀粥，米香袅袅缠上房梁。红薯煮得能用筷子戳透时，奶奶把提前发好的麦芽撒进去，借着灶膛里的余火焖上半个钟，让糖分慢慢渗出来。这时的红薯已经软得像泥，奶奶用锅铲一压，就能碾出金灿灿的浆汁。

　　早饭过后，真正的熬糖开始了。洗干净的饭锅上架块木板，奶奶把洗好的纱布袋铺在上面，把红薯泥舀进去。袋子渐渐鼓起来，像只吃饱了的肥猫，橙黄色的汁水顺着纱布的纹路往下滴，起初是断断续续的珠儿，后来连成细线，哗啦啦落进锅里，溅起细碎的甜香。奶奶双手攥着袋口来回晃动，手腕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直到汁水不再滴落，她便把袋子拧成麻花，使出浑身力气挤压，最后剩下的薯渣，挤不出一滴汁水。

　　灶膛里的火也烧得讲究。先用茅草引着，再架上劈好的粗木柴，火舌舔着锅底，映得奶奶的脸颊红扑扑的。一大锅汁水泛着黄绿的光，稀得像米汤，得用大火猛熬。奶奶时不时起身添柴，或是用火钳把柴架空——“火要空心”，她总念叨着，火心空了，才能烧得旺，烧得匀。她手里的锅铲从不闲着，顺着锅底慢慢搅动，划出圈圈涟漪，防止糖汁粘在锅底，结出焦黑的疙瘩。

　　我和妹妹一直盯着灶屋的动静。闻着越来越浓的甜香，脚就像被粘住了似的，守在灶屋门口，眼睛盯着那口锅。奶奶被缠得没法，便让我坐在灶门口看火：“看好了火，等会儿给你吃锅巴糖。”这差事看着简单，实则磨人。此时，灶膛里的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得盯着柴禾的燃烧速度。坐久了，脸被烤得发烫，屁股硌得生疼，腰也酸得直不起来。可一想到奶奶说的“锅巴糖”，便又耐着性子守着。

　　熬到午后，汁水渐渐浓了，颜色也变成了琥珀色，锅里开始冒起细密的泡泡，像无数小鱼在吐气。这时得换小火，奶奶搅动的速度也慢了，锅铲划过，能在糖汁里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她用锅铲轻轻刮着锅边，铲下一点凝结的糖渣，吹凉了喂到我嘴边。那糖渣硬硬的，甜得有些粘牙，我含在嘴里，连舌尖都在发颤。妹妹见了，在一旁踮着脚嚷嚷，奶奶笑着也给她铲一点，两个小馋猫便捧着糖渣，在灶屋门口的暖阳里慢慢嚼。

　　如今的腊月，村里很少再闻得到熬糖的香气。那口带着烟火气的甜味里，藏着一个村庄的日子，藏着一代人的念想，像窖里的红薯，越陈越香。

　　□ 王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