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还是插队知青的我，因为喜好写作，被派往井冈山、韶山参加文学活动，而后，与文友结伴，走长沙，访武汉，一夜班轮到九江，上岸再乘2路公共汽车到达终点站莲花洞，从那儿徒步爬上庐山——只为探看庐山真面目。
我曾用打油诗纪历那次红色之旅。不过，那些打油诗被雾淋湿了，当爬上好汉坡之后。据说，那条山路叫莲牯路名人登山古道。
后来屡次上庐山，或为采访，或为陪客，来去匆匆，走马观花，记忆里尽是湿漉漉的墙、水淋淋的树、雾蒙蒙的远方和脚下。大约因为恰巧都在上半年及暑期吧，空气潮乎乎，被褥潮乎乎，情绪潮乎乎。仿佛，雾才是庐山的主人，它给客人送来潮湿的体味和想象、朦胧的缅怀和感慨。其实，雾也是不懂礼数的山野顽童，一开门，一开窗，便强蛮地涌进屋来。
庐山的雾，也可以成为令人称奇的气象景观，当它从谷壑升腾起来、漫漶开来的时候。我遇见过两三次。也许，雾早就聚集在森林里、溪谷间，暗自密谋，私下里积蓄着什么，譬如，心气、情感和力量。是的，我以为，一切的上升，必定有一个积蓄过程。因为，一切的上升，都是迸发。从谷底冷不丁喷涌出来的雾也是。它悄无声息地扩张着，很快淹没林梢，淹没对面山腰处的房屋。它执着地拍打着某座山峰，那回溅的雾往后翻卷，重新融入自己士气高昂的队伍。经过那样周而复始、锲而不舍的冲击，雾迅速膨胀，汹涌澎湃。比潮涨更加有力。
为了下山方便，趁着雾尚未放肆弥漫，我赶紧逃离那个现场。路上的雾却是时有时无。半山腰的现场，此刻又该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不知道。不过，后来的一个傍晚，我看到忽然腾起且十分嚣张的雾，紧接着竟凝滞不动地环绕一座山峰，一副如胶似漆的样子。那座山峰是令它心仪的伟男子吗？
更多的时候，我在雾里行走。雾的内部，只能看见最近的车灯、最近的树，以及路边的一截白线。
也许，多雾的山原本就是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学养深厚而识见广博的智者。满腹经纶而意气平和，阅尽沧桑却深沉无言。也许，结识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等待。等待深交。等待缘分。等待彼此敞开心扉。
或者，等待某个季节？
大约是深秋。不觉间多年过去，再次置身山中，我终于看见庐山的另一番面目。暖融融的秋阳，驱散了雾的记忆，眼前一片响亮的黄。层层叠叠的，斑斑驳驳的，从一面面山坡上披覆下来，或者，从山坳里攀援上去。一树树披着阳光的叶子，像阳光照耀下的少男少女。团团簇簇的金黄，掩映着红顶蓝顶的房子。在依山而建的建筑群里，黄叶飘飘洒洒、成群结队地奔跑，仿佛真的变成了阳光的孩子、房屋的孩子、路的孩子。
那些树叫法国梧桐。它们好像天生喜欢庐山的老房子，呈现各种建筑风格的石头房屋。它们的叶子即便落下来，也愿意久久地铺在房前屋后，如毡如毯，厚厚的一层，哪怕有的别墅门窗紧闭。树叶们在草坪上叠罗汉或者依偎在一起晒太阳，文静的叶子独处一隅，陶醉于捧读自己，调皮的则扒上窗台，偷窥里面深邃的黢黑和幽静。
漫山遍野的法国梧桐似乎就是为了烘托那些别墅。而那么多老房子，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许多人曾经的户籍和一些人的暂住史。庐山别墅群对游客开放住宿以后，我曾陪同两批客人入住这被冠为“名人故居”的老房子。
第一批，2006年10月，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只是历史的访客，住在石头的别墅里，夜夜谈笑甚欢，早起一问，都睡得挺香，有的还做了好梦。对于他们，历史也是风景，譬如一挂瀑布或者一棵老树。临走，他们与门前的介绍文字和名牌拍了合影，以备忘，以夸耀；第二批客人是来参加2010年中国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活动的，他们中的老者，应是沧桑世事的回头客了，此番登临庐山，一旦躺在别人的故居里回眸岁月，便是反刍自己的人生了，于夜深人静之际，免不了浮想联翩一番的，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推人及己……怎样心游万仞而耿耿难眠都不奇怪。
住在常年被雾遮蔽、润湿的老房子里，我也睡不踏实，任性的思绪偏要往雾的河谷里去，往谜的森林里钻，就像老房子的旧日主人、当年侨居此地的洋人那般流连那般缱绻。如何会有那么多不同职业的洋人钟情庐山呢？他们不约而同先后在此落地生根，令我惊奇，令我忍不住想去一一叩问别墅乃至所有老房子的门窗。但是，且慢。我忽然被传说中的故事和记载中的史实震惊了——在侵华日军大肆轰炸庐山并勒令外侨撤离，及至英美撤侨舰船等候在山下的危急关头，哪怕两位舰长颠颠着坐轿上山苦口婆心劝说，二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侨民再度开会仍决定留守庐山，对此，《庐山续志稿》称：“外侨因财产、营业，以及与我国人民情感，大部不愿走动，仅有二十人表示离山。”
能不震惊吗？原来，情感和财产、事业一样弥足珍贵，一样须臾不可离弃！
有一位在庐山曾经无人不知的洋人名叫都约翰，好像是英国传教士，他和全家被侵占庐山的日军勒令即刻下山，而他宁死不从竟服毒自杀，刚烈得很。此心此情，令人唏嘘不已。有史料称：“牯岭未曾撤退之美侨，均愿为我效劳，或为医生，或为看护，均不愿放弃其职务。”他国侨民亦然。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各国侨民的极大愤慨，他们毅然选择和平日里相濡以沫的牯岭居民同呼吸共命运。
164号别墅的外廊入口，当年便有庐山百姓在此为瑞典籍夏牧师及夫人并美籍布朗夫人立碑，石碑就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置身战争险境，夏牧师他们看到避难者日益缺衣乏食，因而“忧形于色，深念救济之难，戚戚于心者有日矣，迨己卯年二十八日傍晚至最后危险时期……仓卒成立避难所四处，容纳避难者六百九十八人”，“先生暨夫人并美籍布朗夫人等，更番维护，至周且密，视难民如家人父子，然每日为祷告，精心诚志以恳求佑我灾黎，真令人涕泗交流，其救人于危，实近世所罕见而”。
庐山朋友送我摄影家张雷先生编著的《苍山牯岭——叔父日记》一书，其中对此也有描述：“因英、美等与日本成了敌对国，他们的侨民虽然在牯岭已经取得居住证，可很快面临被驱逐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在此有固定资产，并生活了大半辈子，牯岭是他们的家，都不愿离开。可在日军的威逼下，他们不得不离开。霍驼子离开时，请了很多挑夫，将他的行李从牯岭挑运到九江码头，然后乘船回国。葛洋人是内地会传教士，那天，他和夫人站在院子里，面带沮丧的神情，把衣物，各种用具，甚至上等的红木家具都抬出来廉价贱卖。”他家门口热闹异常，有看热闹的，也有挑选物件的，还出现了哄抢的，然，路过的“蔡先生母亲”看到葛洋人低价出让心仪的物品，“她转身回家放声痛哭”，一直念叨着葛洋人照顾自家的种种好处，并愤慨于现场发生的哄抢行为。
请记住个子矮小、有些驼背、做洋油生意的霍驼子。“他把钱看得很重，对每个进羊舍的人反复申明，每人每天五块大洋保护费。即使如此高价，来的人还是不少。”要知道，刀光血影之中，挣保护费也是很危险的。
至于94号别墅的主人麦小姐则是圣母一般的存在。“这里接纳了很多难民，一间大西餐厅里住了小孩、老人、年轻女子约百人，很是嘈杂，哭声、喊叫声不绝于耳。叔父三兄弟也被安排在这里。”不料，日军突然选择在此举办宴席，“这让麦小姐措手不及。下午5点，麦小姐匆忙将难民转移，叔父三兄弟被安排到一栋别墅的亭子间，身边还有老太太、小孩及妇女。大家都睡在地上，麦小姐忙着到各房间为孩子分发面包，每送一块面包时，就反复叮嘱孩子们，我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大家不要哭闹，以免被日军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日军整夜在她的餐厅里饮酒狂欢，而麦小姐则不时去各处察看，陪同难民一道度过惊惶的不眠之夜。
书中，还有两段记录庐山雾的文字。一段，煞是惊心：“二妈往山砍柴，山雾蒙蒙，致将手之肘部砍断，血流如注。”一段，甚为怡神：“循径至山巅上，但见草色平铺，朝雾盈盈，群松郁茂……俯观长江之间，大雾四屯，弥漫无涯，状如波浪滔天，涌起若大海然，盖所谓云海也。有顷，白日东升，光芒四射，与雾作淡红色。少焉，散灭无踪矣。远眺长江如带，与日相辉映，真一幅天然画也。”
关于外侨扶危济困、救助孩童，与庐山军民同仇敌忾、共度时艰，以及我百姓营救美国飞虎队员的更多事迹，杨振雩先生的《庐山往事》一书中有生动记述。
杨振雩笔下的那些往事，抢救性地采自庐山老人的唇齿之间，是平民视角的牯岭旧事，平易、真切而充满感情。我把它和《苍山牯岭》与庐山志书放在一起，用于不时地温习庐山。我特别担忧，曾经支撑着严酷历史的人类情感、文化情感，会在多雾的环境多雾的季节霉变了去，甚至，会在深秋里被厚厚的落叶掩埋了去。那些情感应该也是可以抢救的吧？
藏书家朋友周志刚也曾诗意地描写庐山的雾：“那年冬天，我站在牯岭街的尽头，看雾从峡谷里漫上来，先是填满了长冲河的山谷，然后漫过那些红瓦的别墅屋顶，漫过教堂的尖顶，最后把整个山城都裹进了一片乳白色的寂静里。”他写下这段文字，跟他淘得一本出版于1921年的英文著作有关，跟他穿透历史雾霭从泛黄的档案和拍卖网站的书籍简介中终于搜索出编著者窦乐安的人生轨迹有关。那可是洋人写庐山的第一本专著。
《历史性的庐山》。周先生在微信朋友圈一晒出这个书名，顿时震撼到我了。为什么？还是用他美篇里的文字来表达吧：“在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近八十年后，在‘欧洲文化中心论’依然甚嚣尘上的二十世纪初叶，这样一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而且，书名不叫“庐山的历史”，叫“历史性的庐山”，细微的差别却蕴有深意，“历史性”“是一个开放的、进行时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庐山本身就在创造历史，就在参与历史的进程，就在维系着、丰富着人类文明的生命力”。
《历史性的庐山》的策划者、组织者窦乐安，是英国传教士，也是出版商、教育家和汉学家，因译书贡献卓著，曾获清光绪皇帝赏赐“游学毕业进士”称号。那时的窦乐安及其团队，穿透庐山云雾竟看到了某种超越性的文化价值，某种与他们能够产生心灵共鸣的东西，于是，我们得以通过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庐山的风景和文化，更是那个时代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复杂眼光——那里面有傲慢，也有敬畏；有掠夺，也有欣赏；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也有对东方文明发自内心的尊重”。
对了，我意外地搜出别人引用的寥寥数行：“牯岭的名声，即避暑胜地，从未有过地被极度询问关注着。而且，它的夏季，连着秋季和冬季，天气像长长的符咒一般地完美。”“从未”“极度”这样的词语证明，历史性的庐山早已是国际性的了。
庐山不仅仅属于名人和伟人。它同样属于曾经驻足和现在生活在此的所有人，包括都约翰那些洋人们。
以一山而包容天下，使一人能结交中外。人类情感在牯岭街既狭窄又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里，是一点一滴地培育起来的，那里鸡犬之声相闻，路遇似曾相识，人人各司其职且和平共处，风景怡人，性情怡人，人心怡人。说到底，人类情感本来就很具体，就是邻里之间的点头微笑，就是大难当头的悲悯体恤。我以为，庐山有这么一段段百姓之间的往事，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叫作天下的人文圣山。
几十年间，我结交了不少庐山朋友，忆念过往，尤其聊及日常生活氛围里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他们不免提及白洋人麦洋人霍洋人们，甚至私底下管霍洋人叫霍驼子，就像笑谈我们的某个街坊邻居，语气里没有轻慢，惟有随意的亲切，洋人仿佛是洋人们的小名、洋人们的昵称。哪怕有些朋友的祖辈只是石匠、挑夫，或者洋人雇用的厨师和仆人，哪怕当年的他们不过是寄洋人之篱下而已。
我曾在鄱阳湖边造访过一座名叫青山的古镇。在那里，连废墟都湮灭在草木之中了，仅存潜藏绿荫里的新旧两幢房屋，日日眺望着湖上的船来船往，云驻云飞。据说，青山的消亡是因为姑塘的兴起。然而，因水而盛极一时的姑塘镇，又因水衰落。民间另有说法，则把姑塘的盛极而衰归咎于牯岭镇的兴起。无论究竟若何，庐山脚下的不少居民成了牯岭最早的开发者、建设者，应是无可置疑的。
那些普通的建设者，同样也是人文圣山的创造者，他们的业绩是人文圣山最具价值的永恒景观。所以，他们的后代向我介绍其家庭迁徙史时往往不无自豪。我相信，追索任何一户老居民的家族史，应该都可以抵达庐山的人文传统，抵达一部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
2010年的那次国际作家写作营，正是主题为“文学与生态”的交流活动，生态关乎人类共同命运，于是讨论相当热烈。一位瑞典女作家分享了坐落于森林边缘地带的自家环境和漫步林中的惬意之后，问：为什么中国的花都长在栅栏里花坛里，野花到哪里去了？并质疑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感情。我等本能地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比如我说，江西的野花开在一年四季，要是你能早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的杜鹃花可以把一座座山峰染得红彤彤。至于其质疑，相信她若是庐山侨民自有准确判断。
因为，一部中国诗歌史，几乎就是山水诗史，收录一万六千余首诗词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即为明证。而且，中国民间甚至把山水和自然万物当作神灵来供奉来膜拜，比如主祀庐山君的宫亭庙等。
之后再上庐山，我仍然经常与雾相逢，但记忆里却有了不少清晰的影像。比如，雪，红叶，林中宁馨的小路和夜晚，一位青年对家居老房子的打量和追问……哦，还有诗友曾与我忆及的青春往事。四十多年了。某次在南昌开罢谷雨诗会，有青年诗人追踪美人上了庐山，真心要献诗献花的。然而，遭遇怎样，后事如何，居然无解。
我猜想，他一定遇上了漫天大雾。从通远走南山公路上山，迷失在牯岭浓雾里，多情少年被雾裹胁着，沿“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北山公路经威家糊里糊涂竟去到九江。
结果，诗人把鲜花和自己献给了雾。
□ 刘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