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典范，是“两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一重要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政以德、民惟邦本、任人唯贤等政治智慧和价值理念，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汲取“上下同欲”“定于一尊”的政治理念，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荀子·议兵篇》提出，“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历来强调中央权威，把“定于一尊”作为维护国家统一、政令畅通的根本前提。这一政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原则高度契合。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强调“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要求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步调一致向前进。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我们党百余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汲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精华，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
《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穿越千年的治国箴言凝聚着中华民族重民、保民、爱民的政治共识。传统民本思想虽有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但其“重民贵民”的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相互融通。习近平党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革命性改造，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视为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鲜明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理念。
汲取“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修身智慧，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
《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礼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主张执政者须先正己后正人，提出“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蕴含着深刻的修身智慧。注重内省和修身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党员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主张相契合。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为什么要加强党性修养、怎样加强党性修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应该秉持的政德观，告诫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要把政德放在重要位置，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汲取“任人唯贤”“举直错枉”的尚贤传统，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墨子·尚贤上》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贞观政要》载，“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论语·为政》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中国古代围绕“选贤任能”“科举取士”“考绩黜陟”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智慧。中国传统人才思想中的尚贤观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才选拔应基于实际能力和德行修养的人才观相一致。习近平党建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任人唯贤”理念新的时代内涵，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提出建立干部队伍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体系”，为选好人、用好人提供了根本遵循。
汲取“克勤克俭”“夙夜在公”的廉政精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周礼》提出考察官吏要看“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尚书·商书·太甲上》警醒世人：“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诗经·召南·采蘩》称赞“夙夜在公”。诸葛亮告诫后人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积淀为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声气相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深厚滋养，明确提出“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为“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推动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
汲取“礼法合治”“明刑弼教”的制度结晶，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与监督体系
《汉书·贾谊传》有载，“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尚书·康诰》提出“明德慎罚”。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进一步阐发“礼法合治”“明德慎罚”主张。德主刑辅、礼法并施是中国古代治国和立法的重要经验，其中蕴含的规范权力、防患未然、德刑相辅的制度理性，与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制度在政党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主张通过建立严密的制度来规范约束权力的思想内在相通。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强调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提出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汲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精神，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礼记·大学》写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提升的特征相契合。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赓续历史文脉、汲取历史智慧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凝练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理论特质，从中汲取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智慧和力量，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
□ 潘泽林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