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山城。

　　城西老火车站，出站口永远蹲着一群扁担工。

　　水泥墙根，男人们扎堆抽烟，扁担横在膝头。他们嗓门粗哑，眼神锐利，为了拉客随时蓄势待发。唯有陈桂兰，独自立在角落，不挤，不喊，静静等着。

　　她四十来岁，瘦小，脊背微驼。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头磨出两个洞，常年搭一条发黑的旧毛巾。她的扁担，裂了两道口，缠满胶布，是丈夫摔断腿时磕的。她舍不得换，一截胶布，一层指望。

　　十年前，她和丈夫老周从贵州大山来。老周搬水泥，她摆摊卖早饭。后来摊位被清，她扛起扁担，在车站讨生活。所有力气，所有省吃俭用，都拴在老家读高中的女儿身上。

　　那天傍晚，暴雨刚歇，地面积水，浑浊发亮。火车晚点，旅客稀稀拉拉。男人们盯着大行李箱，眼冒精光。陈桂兰却看见一个老太太，拎着两大袋煎好的中药，步履蹒跚。

　　她上前，声音很轻：“阿姨，我帮您担，价钱您定。”

　　老太太眼神疲惫，说要去两公里外的老小区，儿女不在，慢性病缠身，药太重，拎不动。

　　旁人嗤笑：“远路，没几个钱，白费力气。”

　　她装作没听见，捆好药袋，扁担上肩，稳稳跟着。一路积水，她放慢脚步，避开水坑，听老太太絮叨孤身不易。到楼下，老人只摸出六块零钱，语气局促不安： “姑娘，对不住，就这点。”

　　陈桂兰摆手：“没关系，药要紧。”

　　老太太又硬塞给她两个白面馒头，她小心地揣进兜里。

　　折返时，天已黑透。路灯亮起，她靠在墙边啃馒头。手机骤响，医院来电，老周搬水泥砸伤腿，复查骨错位，要二次手术，预交八千。

　　电话挂断，她双手攥紧了扁担。往日有客她不争不抢，这会儿却冲到出站口最前。有人出站，她抢先开口，一改平日温和。

　　同行老王递给她一瓶水：“今天这么拼？”

　　她抹汗，眼眶微红：“老周要手术，差钱。”

　　老王叹气，后来遇到短途客和轻活，都让给她。

　　有一回，她接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行李多，姑娘赶去考试，急得快哭。陈桂兰二话不说，挑起行李就跑，抄近路穿小巷，硬是在时间截止前把人送到考点。姑娘要多给钱，她只收了原价，抹着汗笑：“考试要紧，快进去。”

　　还有一次，天降大雨，路面打滑。一个大爷拎着大包小包，包里还有保温桶，桶里是给住院老伴送的饭菜，怕洒不敢走。陈桂兰冒雨接过，扁担挑稳，一步一步把大爷送到医院。保温桶滴水未洒，大爷塞给她一把伞，她撑着伞回到车站，半边身子早已湿透。

　　深夜十一点，最后一班车到站。她揽下城郊民宿一单，路程远，两箱行李坠在扁担两头，压得肩头旧伤刺痛。她换着肩，咬牙往前走。晚风卷尘，刮得脸疼。

　　送到时，老板娘递来一碗热粥。她捧着碗，温热入喉，内心也跟着暖了一下，眼泪便掉了下来。

　　“我不怕累。”她擦了擦泪，喃喃道：“是怕来不及，耽误他的病情和孩子的学习。”

　　回到车站，人已散尽。她卸下扁担，坐在石阶上，轻轻抚摸扁担上的层层胶布。这根扁担，挑过三餐，挑过学费，如今，要挑起手术费。

　　远处医院灯火隐约。她站起身，重新扛起扁担。夜色深沉，瘦小身影往前走。扁担一颤一颤，一头是生计，一头是期盼。

　　□ 董国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