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躺在床上听着打在瓦片上淅淅沥沥的雨水声，我便知道，明早后山上，该长出那种东西了。

　　果然，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来敲我的房门：“起来吧，去捡地皮菜。”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难得的雀跃，像是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我揉着眼睛跟在她身后往后山走。山里雾气还没散，淡淡的，像一层薄纱罩在松林间。路边的茅草湿漉漉的，不一会儿就打湿了裤脚。

　　地皮菜，学名叫地耳，我们高安人叫它“地皮菇”或者“雷公屎”。名字虽不雅，却生动得很——它确实是打雷下雨后才冒出来的，一般长在潮湿阴凉处。

　　后山的石头缝边和茅草丛下，果然长满了地皮菜。墨绿得近乎黑色，像是大地长出的耳朵。母亲蹲下身子，手指轻轻地拈起一朵，放在竹篮里。她拾得很仔细，太老的不要，沾了太多泥沙的也不要。

　　“小时候，你外婆每年都会带我捡。”母亲一边拾着，一边说，“那时候粮食不够，这东西救过不少人的命。”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我知道，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不起眼的地皮菜，不知养活了多少山里人。

　　最难的不是捡，是洗。母亲常说，吃地皮菜容易，洗地皮菜难。这话不假。一朵小小的地皮菜，要反复淘洗六七遍，才能去掉那些夹杂在褶皱里的泥沙和草屑。

　　洗好的地皮菜放在大瓷碗里，墨绿得发亮，像是一汪小小的深潭。母亲打了几个土鸡蛋，用筷子哗哗地搅散，切几根小葱，再拍两瓣蒜。灶膛里的柴火生起来，铁锅烧热，倒上自家榨的菜籽油。油热了，先下蒜末爆香，再把蛋液倒进去，快速划散。鸡蛋刚凝固，立刻倒入地皮菜，大火快炒，撒盐，最后撒一把葱花，翻两下就出锅了。

　　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却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仪式。母亲的动作行云流水，几十年做下来，早已烂熟于心。夹一筷放进嘴里，地皮菜滑嫩得像果冻，又带着一点脆生生的嚼劲，鸡蛋的香和地皮菜的鲜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清爽。那味道不像菜，倒像是把雨后的山林、清晨的露水都吃进了肚子里。

　　吃完饭后，母亲把剩下的地皮菜铺在竹匾里，放在太阳下晾晒。她说晒干了可以保存很久，想吃了随时可以泡开来炒。那些墨绿色的精灵在阳光下慢慢蜷缩，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黑褐色，像要把季节都封存起来。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远处的山。风软软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就是家乡啊。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山、水、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朴素食物，地皮菜不过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种。

　　母亲还在晒着地皮菜，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忽然觉得，这道菜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大约是因为它太难得了。它需要一场恰到好处的豪雨，需要母亲依旧康健，需要我恰好回家。

　　而我，终究是要再离开的。后视镜里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轿车里散着晒干的地皮菜淡淡的泥土味。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在城市里，替故乡保管这一小片雨季的人。

　　□ 丁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