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身份与话语：平台社会语境下的青年文化研究》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席志武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曾经沉浸于梁启超的“修齐治平”言论中，而梁启超先生亦是近现代中国最早关怀“青年问题”的先驱者。席志武也因翻译西方“亚文化”研究著作，而进一步产生了对国内“青年亚文化”的观察兴趣，遂进入“饭圈”“弹幕”“网络段子”的平台社会语境中。本书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这个无可回避的纷扰的平台社会，当代青年如何不断打破话语边界，主动构建新的身份符号。

　　作者不是高高在上地评判青年文化现象，而是潜入“豆瓣小组”，混迹“B站弹幕”，观察“微博微信”，像一个田野调查者那样进驻“数字部落”。尽管本书上编大量介绍了关于平台社会与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进路与理论范式，但是由于这种重视个案与细节的“接地气”，使得上编的“综论”与下编的“个论”之间形成了宏观与微观、理性与感性、方法与结论之间的丰富性与针对性。

　　本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还是下编的若干章节。比如对“萌化”的解读，就没有停留在“可爱即正义”的表面，而是揭示了“萌化”如何成为一种青年文化群体的柔性抵抗策略和身份权力话语。当年轻人用“萌化”解构严肃争论，用“表情包”消解宏大叙事时，这种看似无害的“萌”实际上也在重塑话语权力格局。“萌”成了青年社群的自我保护机制，它既表达了一种态度，又因其“萌化”的姿态而容易获得“中心”与“主流”的包容。又如对“反专家”话语的分析，青年常常不选择正面交锋，而是用“戏仿”“恶搞”“段子化”的方式，主动完成对专业话语的祛魅。这里既有青年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值得深思与反思的风险，以及引导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全书所涉网络文本具有日常性、前沿性与新锐性，无论是“新史记”，还是“饭圈”与“互怼”，或是“偶像泛化”都折射出平台社会语境下青年群体对历史书写、社群利益、知识生产、意义输出、权威建构的新态度。他们不拒绝“生产”，但拒绝对“生产”的垄断；他们不反对“权威”，但反对“权威”的“压制”与“遮蔽”。一言以蔽之，他们有他们的数字时代的生存智慧。

　　本书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平台”并非中立。平台是深度参与文化生产的“故事大王”。算法推荐、流量逻辑、社区规则，这些看似技术的设定，实际上在悄悄形塑当代青年文化的样貌。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无形中鼓励了冲突性和情绪化表达。平台的圈层区隔功能，既有保护青年亚文化生存空间的一面，也有造成并巩固“信息茧房”的另一面。至于平台与资本的合谋将如何收编青年文化，这个问题更是显而易见。在本书的个案分析中常常可见，当某个亚文化符号出圈后，资本就可以迅速将其转化为某种消费标签。本书的分析与研判，似乎再次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如果是青年在创造一种文化，那么平台与资本就是在定义这种文化的商业价值。

　　本书的思考是活跃的，分析是敏锐的，结论是慎重的。平台上的青年话语赋予了身份的力量与彷徨，这既是一种数字文化现实，也似乎在作者的观察与思考视域里呈现为一种依恋与批判的矛盾，也许这种矛盾可以简单表述为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是否还有倾听与理解的可能性？那些在课堂上依旧难以“抬头”而忙于“刷视频”与“刷题”的大学生们，似乎对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不再有多少激情，这是“新身份”的“新人文”？我想本书的作者也有着一份这样的惶惑与不安吧。每一代人，都有着对孤独的抵抗，对连接的渴望，对意义的追寻，所不同者在于立场、方式、态度以及对意义的认识与解读存在差异。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印刷媒介刚刚兴旺的那个“平台社会”里发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少年中国说”等平台惊人之语，并以此确立“启蒙者”的身份面对20世纪刚刚到来时同样波澜壮阔的青年文化图景。而本书作者曾对笔者言：“我2025年赴西班牙访学，恰可以比照当年梁任公先生‘欧陆之行’的心迹”。我想这也是一种主体的观照与传承。本书的价值，或许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正在于提出问题，在变化如此迅疾的时代，这或许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

　　□ 沈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