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美学自诞生之初，就承担着救国兴邦的崇高使命。五四以来，美学之所以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是因为审美启蒙被视作重塑国民精神的利器，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以文艺来改造社会。然而，卢沟桥的烽火让救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战乱中的颠沛流离也迫使一批美学家重新思考：美学何以拯救中国？

　　金浪所著的《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一书，以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三位美学家为核心个案，在史料与理论的交织阐释中，擘画了一幅战时美学的思想图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战火与硝烟的洗礼，唤醒了华夏儿女血脉中沉潜的精神底色，知识分子也纷纷告别象牙塔与清寂书斋，直面家国危局。对他们而言，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扬民族文化，鼓舞民族志气，复兴民族生命力，因而文化抗战、美学救国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朱光潜在战事吃紧、国家危难之时，却偏偏和青年人谈起了美。

　　文艺与美学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救亡？抗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危局，迫使美学家们更深刻地思考文艺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在《文学与民众》中，朱光潜指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最真切地流露于它的文学和一般艺术，要测量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弱，文学和艺术是最好的标准之一。”战争的成败或许不在于物质上的丰盈与匮乏，而在于文化上的生命力。尽管战事紧迫，但当务之急的还有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理想国民、解放民族生命力。

　　那么，又该如何以文艺增强民族的生命力呢？在这三位美学家看来，文化抗战和美学救国的根本机制是要从传统中重新接续起链接当下的生命线索。朱光潜在《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会的讲演》中强调：“救国之道，不只是在注意物质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抗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最深的积淀就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重新激活传统诗学理论”，这不仅是朱光潜的个人反应，也是战时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反应，因此他们才将目光投向传统文化，希冀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注入精神底气。

　　金浪的研究并未停留在形而上的宏观叙事，而是通过对三位美学家细致入微的个案分析，展现了“再造传统”的多元路径。他追溯朱光潜的“儒学转向”，探讨宗白华如何“创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呈现李长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的文艺复兴”。这三人虽学术旨趣各异，却都以时代精神重塑传统，践行以美学拯救中国的理念，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建构起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美学体系。

　　因此，《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不仅还原了一段常被忽视的战时美学史，更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为多难之邦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实践证明，美学从来不是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滋养民族精神、涵养民族生命力、凝聚民族力量的宝贵资源。

　　此外，这本书还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精神不断改造和重塑的。它始终保持开放的状态，在每一个与当下的关联和重新阐释中不断生产出来。文明的现代性进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光潜等一批现代中国美学家才纷纷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回到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只是回归，还有改造。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西学落地必须经过传统的过滤与置换，完成本土化改造；现代学人亦非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意识。

　　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知识分子虽身处山河破碎的困厄之中，却依然弦歌不辍，孜孜探索。本书向读者展现了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将美学作为安身立命与振邦兴国之道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在“尊重传统”与“回应时代”之间要寻求一种平衡，传统的再造与新生是永无止境的，是需要代代学者为之倾注心血的未竟的事业。

　　□ 徐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