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是中医，师从丁甘仁、章太炎，编过《中国药学大辞典》，办过上海第一份医药卫生报纸。1929年国民政府要废止中医，他反对，是赴南京请愿的五个代表之一。这些履历他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一笔带过。书里主要描述的，是他作为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在沦陷区八年里的生存实录。

　　战事未起，日军的间谍已经渗透到上海市政府情报处。市长俞鸿钧的办公室刚搬进法租界，当天下午，日本同盟社就送来了参考资料。作者写这一段时，笔调克制，没有愤激的议论。他用白描手法写这种深度的渗透，反而让人感到窒息。当时上海人以为自己还能在租界里苟安，却不知道脚下早已不是安全的地方了。

　　陈存仁写这本书有一个天然的视角，就是他的职业。医生是那个时代少数可以穿行于各个阶层的人，病家请出诊，他就得去。他去过七十六号魔窟给吴四宝的部下治伤寒，进过跑马厅给马夫阿昌看病，也被日本宪兵带到祁齐路的特务机关问话。他在书里记下这些经历时，常常透露出一个平头百姓在乱世里的本能：能躲就躲，躲不过就硬着头皮上。他给吴四宝的人看病时，想的是“如果治愈此人的病症，不过是完成了医者的责任；要是病人有三长两短的话，可能给你戴上一个帽子，扣留禁闭起来也说不定”。这种揣测，精确、真实，带着小人物面对强权时的战栗。

　　整本书里，陈存仁真正动了感情的，是“小汪”那段。这个挂号先生是江阴人，父母兄长都被日军刺死，他隐姓埋名在陈存仁诊所里做事，暗中截留了三楼房客谭宏道的电报和信件。谭宏道是黑龙会驻苏浙皖三省主任，一个不露面的大汉奸。小汪收集了八十多件证据，分投多个机关，最终把谭宏道父子连同藏在他家的八个日本特务一起送上了刑场。陈存仁在书里写道：“上海四百万人口，除了汉奸之外，人人口说抗日，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打死一个日本人，甚至连汉奸都不敢碰一碰，而你竟然以一人之力，杀死了两个大汉奸，八个日本特务，你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全书收束于抗战胜利那天，陈存仁说自己“八年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痛快”。全书最后一节，他用了一个词：“以德报怨”。那是当时政府对日本的态度。陈存仁又在后面补了一句：“时至今日，日本反而暴露‘以怨报德’的姿态。”写这句话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他身在香港。

　　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陈存仁没有档案，没有系统性的史料梳理，全凭记忆和当年的日记写就。他写褚民谊踢毽子、拉马车、演昆曲，写傅筱庵被厨子阿朱用菜刀砍死，写盛文颐的鸦片箱子上贴着“宏济善堂封”的封条，写吴四宝在纱布交易所带枪手喊价。这些细节，也许在正史里记录的是时间、地点、事件和影响，而陈存仁记录的是体温和气味。

　　作家阿城在封底评道：“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翻开这本沉甸甸的老书，读者能真切地感觉到阿城所说的好在哪里——作者不写判断，只写自己“在场”。他的诊所开在威海卫路二号，正对跑马厅侧门，他坐在二楼露台上就能看见日军的一举一动。他不是在回忆一段历史，而是在交代自己那八年的日子是怎么一天天挨过来的。

　　书里写到的很多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死”。褚民谊被枪决，傅筱庵被砍死，吴四宝被毒死，盛文颐不知所终，林之江在香港的精神病院里惊悸而亡，那个勒索朱子云的法官赵钲镗后来也被枪毙。陈存仁不评价这些人的善恶，他只是记下他们的来路和去路。

　　笔者注意到后记里陈存仁的儿子陈树桐写的一段话。他说父亲一生保持每天至少写作两个小时的习惯，从不中辍。这种习惯需要极强的定力，而陈存仁的定力，大概和他从少年丧父到乱世行医的坎坷经历中所磨炼出来的沉稳心性是分不开的。他二十岁就在诊所里穿深色长袍、戴瓜皮帽，把自己扮成小老头；二十八岁主编三百万字的药学大辞典；四十岁在沦陷的上海每天完成上百个门诊，同时应付日本宪兵、汉奸、绑匪和饥饿。

　　全书四十多万字，写完时陈存仁已七十多岁。他有些地方记不清年月，有些人的名字也模糊了，但他反复说“再不写出来，再过几年更加糊涂了”。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是站在高处俯瞰历史，而是贴着地面行走，让后人看见战争不只是地图上进退的箭头，更是育婴堂里婴儿的啼哭，是米铺门口的长队，是一盏昏暗电灯下勉强吃完的晚饭。

　　□ 孤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