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作家朱良燕的小说《超级大秘密》里，有一个“三船钨砂”的故事：红军长征前夜，三船珍贵的钨砂被悄悄藏进白鹅乡梓坑村的山沟里，白军连长“小油头”扮作货郎进村打探，却被一个叫呼噜贝的孩子耍得团团转。
顺着文学的描写走进历史。会昌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及多位亲历者口述证实，1934年底，留守赣南的红军确实在梓坑村藏过一批钨砂。这批钨砂背后，藏着一家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国企”的钨矿公司，一条由两千多块青石板铺成的秘密运输小道，还有一段用扁担和箩筐挑出来的革命奇迹。
要读懂这个奇迹，先得弄清楚：钨砂究竟是什么？钨，熔点高达3422℃，是所有金属中最硬的“硬骨头”。金属钨既可作灯泡里纤细的灯丝，更是大炮、坦克、穿甲弹不可或缺的“工业牙齿”。20世纪30年代，谁掌握了钨，谁便扼住了军工命脉。
而赣南，恰恰是一块得天独厚之地。作为“世界钨都”，此地现今钨矿储量占全国的70%、全世界的60%。于都、会昌、安远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蕴藏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钨矿脉。那时市场上，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而苏区一个农民辛苦一年，收入也不过十几块银元。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对中央苏区布下了密不透风的经济封锁——盐进不来，布进不来，药品进不来，连老百姓做饭的锅都成了稀缺品。红军要生存，要打仗，就必须用钨砂去换物资。可钨砂藏在深山，且敌人虎视眈眈，红军要如何破局？
1930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赣南，在会昌县城驻扎下来。在此期间，一个叫刘义顺的年轻人带着300多名群众，连夜从盘古山赶来投奔红军。
刘义顺是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本名徐复祖。在盘古山特委工作报告会上，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丰田、仁风山等地钨矿的开采情况、矿工的悲惨生活，以及美、英、德、日等国资本家如何在这里掠夺资源。
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天。会后，毛泽东挥笔写就两篇重要文献，其中一篇就是《仁风山及其附近》——这是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工业和产业工人所作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敏锐地指出：盘古山的钨矿，是苏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931年，红军进驻铁山垅，建立了“公营铁山垅钨矿”。1932年2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中华钨矿公司在于都丰田的大窝里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矿业领域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公司首任总经理叫胡功克。但真正让它脱胎换骨的，是后来接任的那个人——毛泽民。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1932年秋末冬初，他受命兼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
这位“红色管家”一上任，就把党支部建在了企业里。他又三上仁风山，冒着风雪挨家挨户动员，在秀塅祠堂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告诉大家：钨砂是红军的命根子，运出去就是打胜仗。之后，毛泽民组建了“仁风山钨矿合作社”，下设7个大组、130个工棚作业组，组织起几乎整个仁风山上的矿工为红军开采、运输钨砂。
矿采出来了，怎么运下去？这才是最大的难题。
仁风山的采矿点海拔近千米。从山上的竹山坪、坑口到山下的钨砂仓库，没有宽敞的道路，没有车马，只有陡峭的山坡和密密的树林。而唯一的通道，是一条用两千多块青石板铺成的石阶路。它从仁风村山脚下蜿蜒而上，一头扎进云雾缭绕的山顶。
这条路，后来成了红军的“秘密运输小道”。
每日天不亮，运输队员们就挑起竹篓，装上沉甸甸的钨砂，沿着湿滑的石板路往山下走。一担钨砂一百多斤，压在肩上，走一趟要两三个小时。身侧是深渊，头顶是密林，稍有不慎就会摔下悬崖。但他们不敢停。山下有白军的眼线，山上有敌人的探子，运输只能选在清晨和傍晚，借浓雾和夜色作掩护。日子久了，青石板上被踩出了浅浅的凹痕，那是无数双脚和一百多斤的重量，一天一天碾出来的。
村民们也发明了许多“土办法”：有的把钨砂藏在猪牛栏的草堆下，有的装进棺材假装出殡，有的混在木炭里用驴驮出去。这些朴素的方法，一次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把钨砂运了出去。
这些挑出深山的钨砂，最终去了哪里？答案是：换成了红军急需的药品、食盐、布匹和武器弹药。
在这一链条中，广东军阀陈济棠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他控制着广东的出海口，既需要钨砂换取德国军火，又不敢公开得罪蒋介石。红军看准了这一点，通过秘密渠道与陈济棠做起了“钨砂生意”。
1933年至1934年间，纳粹德国驻华代表汉斯·克兰与陈济棠先后签订总额达2亿马克的易货协定，以中国的钨砂换取德国军火和工业设备。红军手中的钨砂，正是通过一套隐蔽的贸易体系流入粤军之手。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中央对外贸易局江口贸易分局，负责组织对外进出口贸易，承担了当年中央苏区70%的对外贸易额。当时，中华钨矿公司将钨砂运至会昌白鹅洗砂厂加工成钨精矿，再由江口分局用货船运出，转运至广州、香港出口。
与此同时，通过上海的外贸渠道，苏区的钨砂还被秘密销往苏联，换回了无线电设备、医疗用品等战略物资。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约7890吨，创造了约620万银元的财富。这笔钱，占当时苏区财政总收入的70%。
也就是说，红军每花10元钱，就有7元钱来自钨砂。
而钨砂的贡献，远不止于“养家糊口”。它还在最要紧的关头，为红军挤开了一条突围的缝隙，也为万里长征准备了盘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各部从四面八方赶往于都河畔。毛泽民率领的第十五大队，正把苏维埃的全部家当打包装担——上百副挑子里，装着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几十担纸币，还有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这支队伍被视作中央红军的“命根子”，前后左右都有部队死死护住。而那些沉甸甸的担子，很大一部分正是此前两三年间钨砂贸易攒下的家底——它们是长征路上最靠得住的经费来源。
出发前一个月，凭借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长期保持的钨砂贸易关系，周恩来、朱德委派何长工、潘汉年，在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正是这份协议，让红军在突围之初得以避开粤军主力，从第一、第二道封锁线相对顺利地穿过。不妨这样说：若没有钨砂这根经济纽带，红军能否如此顺利地冲出包围圈，依然是未知数。
于都，正是这一切的交会点。这座小城不仅是八万六千名红军最后的集结地，更是整个钨矿经济的“心脏”——中华钨矿公司就坐落在它的铁山垅镇上。
1934年12月4日，项英率苏区中央政府从瑞金迁至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这里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万六千多名留守干部战士选中了它作为驻地。中央总供给部、国家银行、红军运输连、《红色中华》印刷所等机关均迁入村中。
一同被转移过来的，还有苏区最后一批家底——正是朱良燕笔下“三船钨砂”的原型。这几船钨砂，是留守红军最后的“命根子”。他们要用它换取粮食、药品，在深山密林中坚持下去。中央运输连的三名战士，奉命守护这批钨砂。他们将钨砂藏在猪牛栏里、地窖中，与敌人周旋。当地百姓也拼死掩护，没有一个人泄露秘密。
然而，1935年元宵节刚过，敌军还是嗅到了气味，突袭了梓坑村。钨砂被搜出，三名战士被捕。在被押运的船上，他们趁敌不备，毅然与敌船同归于尽——用生命践行了“人在，钨砂在”的誓言。
九十多年过去了，那条用两千多块青石板铺成的秘密运输小道，依然藏在盘古山的崇山峻岭之间。从仁风山的青石板路到于都河畔的扁担银行，这条弯曲小径告诉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经济活动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压题图为位于于都县铁山垅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由罗俊昊摄）
□ 罗俊昊 阙伟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