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秋日，我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一件件旧物在灯光下泛着静穆的光：草鞋、军衣、盐包、弹壳、油印传单……俯身靠近，仿佛能听见1934年秋天的风。那风从赣南山谷深处吹来，穿过田埂、祠堂与村口老樟树，裹挟着硝烟与赤诚，漫过中央苏区最艰危的岁月，直抵今人心房。

　　一

　　风掠过纪念馆大厅两侧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掀起历史帷幕。毛泽东1961年会见外宾时说：“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1934年的赣南，风是凝重的。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全盘否定毛泽东前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起初推行“两个拳头打人”“分离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与敌军硬拼决战；失利后又陷入防御保守主义，前线战局节节败退，红色政权岌岌可危。

　　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屡献退敌良策，但都被“左”倾领导者束之高阁。即便如此，他仍亲赴前线督导战事，竭力减少红军损失，以赤胆忠心与坚韧毅力，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展板上的文字清晰记载：战略转移的最初决定，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彼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万分危急，中央书记处遂决定主力红军撤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接到复电后，苏区党政军领导人怀着沉重而紧迫的心情，为战略转移日夜奔忙。

　　二

　　纪念馆里陈列着洛甫在《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是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朱德、周恩来署名的长征行动命令，红军总政治部的政治动员令，在风中凝聚起转移的力量。

　　遥想当年，中革军委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前往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更有一场隐蔽战线的生死谈判，为中央红军突围打开了生命通道。《何长工传》记载，1934年9月，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暗中向红军传递合作意向，周恩来、朱德热忱回应。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潘汉年，奉命作为全权代表，携带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的书信，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筠门岭谈判。

　　谈判在极端秘密中持续三天三夜，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红军行动事先告知，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当潘汉年接到“你喂的鸽子飞了”的密语电报（暗示红军即将转移），二人沉着应对，顺利返程复命。这场谈判的成功，为中央红军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关键条件。

　　风很硬，山很沉，承载着别离的重量。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苏区的党政军机构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与重组，成立了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苏区武装掩护主力转移、坚持斗争。而毛泽东带病专程前往于都察看地形，选定突围路线，正如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后来回忆：“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三

　　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述，将我带回长征出发前的筹备岁月。彼时中央苏区被层层封锁，粮食、药品、盐、弹药极度紧缺，而苏区军民的心，却在风中紧紧相连。人民群众几乎把能筹到的一切都送给红军——他们知道，这支队伍要去寻找一条能让革命进行下去的路。

　　风里飘着稻谷的清香，风里缠着针线的细密，风里更激荡着“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誓言。村口老樟树下，“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动人心魄。青年们将“胜利”二字刻进眼眸，出发前的点名声短促有力，如风中火星，照亮沉沉黑夜。

　　客家妇娘们在油灯下编好的草鞋，稻草、布条、麻绳交织，鞋底紧实，鞋尖微翘，像蓄势待发的小船。它们即将走过山、蹚过水、踏过雪，把一个个年轻的脚印，印在二万五千里的信仰之路上。苏区人民“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块板当担架，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赤诚，化作风的底色，成为长征精神最深厚的根基。

　　四

　　站在“长征第一渡”——于都县城东门渡口，风与涛声相拥，红色记忆在风中苏醒。当年的于都河宽达600余米，水深浪急，8个渡口中5个需架浮桥。沿岸群众几乎捐出了家中所有门板、木料，在30公里长河段架起5座横跨400余米水面的浮桥。

　　风里传来原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在《长征路上第一桥》中的记述：有位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当即扯断未熟的南瓜藤，拆了瓜棚扛去河边；一位老大爷，更是将为自己准备的寿材亲自送到架桥现场。周恩来那句“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感慨，随风吹了92年，依旧温暖人心。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1934年10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在萧瑟秋风中星夜渡过于都河。红旗猎猎，草鞋踏过浮桥的声响，与风的呜咽、水的潺潺交织，奏响了万里长征的序曲。那蜿蜒二万五千里的红飘带，是风托举的信仰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当风吹过赣南，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气流，而是历史的信使，是精神的图腾。它低语着：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藏在这红土的风里，永远吹拂，永远滚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新长征、再出发的征程上砥砺前行。

　　□ 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