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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戏曲电影的创新实践

  戏曲电影《八子参军》。资料图

  编前语

  4月3日,我省出品的戏曲电影《八子参军》上映。这不仅是一次从舞台到银幕的艺术转译,更是数智时代里戏曲与大众审美展开的深情对话。本期特刊发两篇评论,从文化语境、媒介转换的双重维度,深入剖析这部作品如何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隘,为戏曲电影的未来开辟新路。以此,致敬那些在光影中坚守与突围的创作者们。

  近日,由朱赵伟执导,张曼君、杨俊联袂主演的戏曲电影《八子参军》在全国公映。影片没有刻意营造宏大战争场面的视觉惊奇或情感震颤,而是以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和涓涓生活细节打动人心,以“大众化”而非“化大众”的方式实现革命故事自然传达。

  由戏曲到电影,不是故事的机械搬演,导演创造性地将电影视听语言与采茶戏歌舞性的表演相融合,越过“戏与影”的边界,通过艺术的创新,以人民性立场、大众化传播和民族性内涵的丰富,成为新时代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一次成功实践,回应了文艺如何扎根人民、继承传统并适配当下的时代命题,也为以戏曲电影言说中国精神找到了新的路径。

  以人民性立场讲述人民故事

  人民性是新大众文艺的基本属性,深入生活是践行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根本要求。影片《八子参军》将家国大义嵌入朴实的乡土逻辑和个体情感之中,书写战火硝烟中最普通的农民家庭,表现他们朴素的爱国观,真正以人民性的立场讲述关于人民的故事。

  影片从母亲杨大妈备好饭菜送子参军的日常段落展开叙事,明确以普通家庭个体切入的创作取向。在这个过程中,亲情与革命精神交融互生,杨大妈送出去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而是革命的火种,点亮了红土地的未来。影片从老百姓最朴实的愿望出发解释革命动机并诠释爱国理想,实现从英雄话语向人民性的落地,让观众在日常的触动中追思缅怀。影片不仅聚焦杨大妈一家,而且以更宏观的视角进行群像描摹。通过对乡亲和战友们的塑造,体现人民的集体力量。在为儿子们送行时,导演在舞台剧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乡亲们的表现,八个儿子在身着破旧布衫的乡民、满头白发的老人以及目光铮铮的书记员等的簇拥中踏上战场。在营造战争场面时,导演灵活化用赣南采茶戏标志性的表演技艺,表现战士们相互搀扶,用身体组成掩体前仆后继、英勇冲锋,明确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也是战争胜利绝对性力量的唯物主义立场。

  真正的人民性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简单化处理,而是要求创作者对人民的生活予以深层审美观照和艺术升华。在影片中,杨大妈亲手缝制的肚兜作为“家”的意象符号反复出现,象征一位普通母亲对孩子们最深沉的爱。与此同时,红土则作为“国”的意象符号,承载着苏区人民厚重的乡土热爱和国之关切。在参军前,孩子们穿着崭新的肚兜,在母爱的浸润中成长;在出征前,杨大妈为孩子们抚平衣衫,亲手将一捧捧红土交到他们手上。在牺牲时,怀中的红土成为对家乡的回望,杨大妈怀抱沾满血迹的破碎肚兜,俨然一尊精神丰碑。伴随着“生从红土来,老了归红土”的客家山歌,在肚兜和红土意象的流转中,影片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融合,传达出以“民之小家”成就“国之大家”的伟大情怀。

  以情感的共鸣推动大众化传播

  大众性是新大众文艺的传播属性,倡导转变文风是强化新大众文艺大众性特质的必然要求。当前,红色故事迎来了传播话语形态转型的契机,从传播内容来看,戏曲电影《八子参军》摒弃空洞说教与人物符号化的塑造方式,以母性立根,着重表现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同时,导演灵活运用视听手段,在丰富的生活细节中融入可共鸣的情感,让真实厚重的革命故事拥有了直抵人心的传播力量。

  首先,影片没有空喊革命口号,亦没有依靠战争场面的堆砌先入为主占据观众的视觉认知,而是以“情”叙“理”,通过母子情、兄弟情、战友情和家国情打动人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母亲杨大妈亦不是脸谱化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纠结和挣扎的普通母亲形象。她也不舍儿子们远离家乡,奔赴战场;她也会偷偷落泪,苦苦挽留,在一系列心理挣扎中最终选择支持。张曼君在表演上隐忍而克制,观众能够在特写镜头中,看到她凌乱发丝下强忍泪水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神情,感受到角色的强大情感张力,继而进入不可言喻的心灵空间。

  其次,相比于舞台呈现,电影艺术拥有时空融合与重构的能力,得以突破舞台物理空间和叙事限制,让观众从“看戏者”变成“片中人”,获得情感上的切身认同。在《八子参军》中,导演多次通过闪回手段增加丰富的细节,以蒙太奇手段强化影片情绪感染力。例如,在表现杨大妈送子参军的犹豫心理时,导演插入她十月怀胎以及抚育孩子们长大的艰辛过程,经由生活细节的呈现,观众得以理解一位普通母亲“平凡的伟大”。在八子陆续牺牲的段落中,导演则以对比蒙太奇的方式,切入另一个时空中母亲佝偻着身躯劳作的身影,以及念子归来的期盼。爱与痛交织出巨大的张力,从而带来强烈的情感力量,唤起观众的共鸣。

  新大众文艺是数智时代特有的文艺形态,因而,大众化的内容还需适应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从传播路径来看,以往戏曲电影囿于特定传播形式和受众,而影片《八子参军》经由从舞台到银幕的跨媒介实践,以及利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助力,让戏曲艺术不再局限于票友间的传唱,红色故事亦能借助光影走入更多观众心中。与此同时,影片选择清明档上映,除了契合节日情感需求,扩大传播渠道并提升传播力,亦不免怀有商业逐浪的可贵勇气。影片《八子参军》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大众化探索,都为其他以红色故事为题材的戏曲电影提供了可循经验。

  以艺术形式的创新丰富民族性内涵

  民族性是新大众文艺的文化属性,激活传统是彰显新大众文艺民族性特质的内在要求。赣南采茶戏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其独有的“三腔一调”唱腔体系与载歌载舞的表演风格在影片《八子参军》中得到了完整呈现。导演以电影手段,创新赋予传统赣南采茶戏以新的美学面貌,又以数字技术的大胆运用,为其注入了新时代的影像生命力。

  戏曲艺术重精神写意,电影艺术重视觉呈现,这是戏曲与电影的区别。影片《八子参军》中,导演通过大量抒情性的空镜头,以情景交融的方式,进入视觉与精神相映成趣的统一境界。例如,在满崽和兰花竹林中互诉情思的段落,导演多次加入月亮的空镜头。夜空弯月具备视觉修辞与情感传递的双重功能,它恒久高悬、时有圆缺,在中国传统美学语境中,与人间离合、世事无常形成对照,同时也是中国儒家伦理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由此,观影者得以体会满崽和兰花两情相悦却又充满悲剧性的情感滋味。此外,还有八子出征时烂漫的山花,以及满崽牺牲时的雪崩镜头,融情于景,共同为影片增添一重诗性意蕴。

  其次,在导演朱赵伟“舞台实景和电影语言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下,影片《八子参军》展现了锐意革新的姿态。一方面,影片突破了“静”和“动”的壁垒。在满崽不敢告诉母亲哥哥们牺牲的真相时,导演以手持镜头营造画面呼吸感,镜头自由游动打破舞台的平面秩序,亦强化了满崽内心的波澜。同时,简单的舞台置景也并非被动的“景片”,而是经由摄影机的调度游走参与的“表演”,给观众以沉浸式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影片还打破了“虚”和“实”的屏障。例如,在表现八子在战场陆续牺牲时,导演以接近黑白纪录影像的实景画面转场,之后将战场实景与舞台表演叠印于同一个镜头中,将真实性与虚拟性进行直接的碰撞,以声音、视觉,甚至是烟尘弥漫的触感连接虚实场景,由此,实现对传统戏曲电影的双重突破。

  影片还积极利用现代电影手法。当戏曲美学与技术美学相遇,传统艺术再次拥有了生命力。影片结尾,杨大妈整理孩子们破碎的肚兜,睹物思情,幻想孩子们娶妻成家、子孙绕膝的场景。导演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大胆表现,利用数字绘景等特效技术勾勒出奇妙意境,将角色舞台空间中的虚幻想象变成了观众目之所及甚至具身体认的电影画境。凭此,影片以艺术创新丰富了民族性内涵,并赋予其时代性色彩,成就传统赣南采茶戏与现代电影艺术相融合的创新实践。

  戏影铸忠魂。戏曲电影《八子参军》以人民社会生活诠释家国情怀,通过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触及观众心灵;经由艺术形式的创新,为传统艺术赋予新时代的生命力,成为戏曲电影在当前新大众文艺语境中的一次创新实践。

  以新声传古韵。戏曲电影《八子参军》让赣南采茶戏有了全新的表现方式,更使红色故事在光影中不绝传响。

  □ 赵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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