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伏后的傍晚，晚霞渐渐隐于西边，小区边公园里的几株香樟树叶耷拉着，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我走进公园新建的城市驿站，一进门，冷气如雪花扑来，冷得人打了个激灵。

　　驿站是市总工会牵头建的，里面设置了环卫工休息室，最里头，有个小书吧。我随手抽出一本书，正看到兴头上，忽然感觉裤腿被人扯住了。低头一瞧，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仰着头看我，眼睛又黑又亮。

　　“叔叔，有我看的书吗？”

　　声音软软的，却清清亮亮。我心里一喜，年过半百，经常听到小朋友叫我“爷爷”，这一声“叔叔”，瞬间让我年轻二十岁。我美滋滋地放下手里的书，蹲下来与她说话。她四五岁的样子，白裙子上印着一把红色的小钥匙，裙子沾了些灰，大约是玩累了，鼻尖上还有细细的汗珠。问她爸妈呢，她摇摇头，只说：“我在等他们。”说完又拿眼睛去瞟书架。

　　现在的孩子启蒙早，果然很小就和书本粘上了。想我小时候这么大，还在田埂上玩泥巴。我一边失笑一边在书架上翻找，眼睛便停在一本旧连环画上——《红钥匙》。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但画面依然清晰：北平的老街，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把红钥匙，背影匆匆。

　　“看这个好不好？”我抽出连环画，在她身边坐下。

　　她乖乖挨过来，小脑袋靠着我。连环画讲的是1947年，北平有个商行经理是地下党员，以红钥匙为暗号送情报。有一回，敌人设了圈套，他误把假情报发出去了，为此他冒险去舞会探听虚实，结果特务来了，电闸被拉断，整座舞厅陷入黑暗……“那后来呢？他跑掉了吗？”听到这儿，小姑娘着急地问。

　　“跑掉了，”我说，“不过另一个叔叔，为了掩护他，受伤后被捕了。”

　　她沉默着，眼睛慢慢湿润。看着画面上那个在黑暗中倒下的身影，她用很小的声音问：“他是好人，对不对？”

　　我点点头。她又翻了几页，忽然指着其中一个画面：“叔叔你看，这个窗户里有灯光。”

　　仔细看去，那是商行经理深夜发电报的画面，窗帘紧闭，只有一盏小台灯亮着，像一颗红星在闪耀。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了奇异的感觉。仿佛也坐在那样的窗下——不过不是在北平，不是在1947年，而是四十多年前夏天的故乡：一间乡村老屋，煤油灯的小火苗映着我的作业本，窗外老槐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母亲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等着我写完最后一道作业。

　　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城市驿站，能读到的课外书寥寥无几，我总盼着能拥有一本连环画。不承想，社会变迁，我们的城市会建起免费开放的公益驿站，各类书籍随手可取，连年幼的孩童，都能不经意间邂逅红色故事。

　　“叔叔，”小姑娘拉了拉我的袖子，指着图画上的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她指的是掩护者。 

　　“牺牲了。”我回答。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很认真地合上连环画：“我会记住他的。”

　　我郑重地点点头。门口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对年轻夫妻冲进来，看到小姑娘便扑过来一把抱住。小姑娘并没有意识到父母的担心，她牵着父母的手，咯咯地笑着。一家三口走出驿站，晚风终于有了些凉意，小姑娘裙上的红钥匙，随着走动在暮色里摇来晃去。

　　我坐在原处，书架上的灯还亮着。我知道，从1921年到今天，先辈们不曾熄灭的信仰灯火，正是那把始终发亮的红钥匙，“咔嗒”一声，把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门，轻轻旋开。

　　□ 张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