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是最鲜活、最深刻的政绩观教材。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勤俭节约，廉洁自律，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打开各项工作新局面，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坚定理想信念，以坚强党性校准方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革命艰难时期，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迷茫和质疑，毛泽东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篇章廓清迷雾、坚定信心，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历史必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融入政权建设与群众教育的全过程，以各种方式培养党员干部的崇高信仰。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上的一副楹联“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得灿烂辉煌”，直白而有力地昭示着革命的奋斗方向。广泛传唱的革命山歌同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如动员群众春耕生产的兴国山歌唱道：“革命山歌句句真，增加生产多两成，红军给养更充足，全国胜利早来临。”长期以崇高革命理想为引领的思想教育，使苏区党员干部成长为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骨干。在“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的感召下，苏区干部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他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建立新中国。

　　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干部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以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崇高信仰与坚强党性。“马前托孤”的红军女战士李美群，带领游击队在宁都北部山区坚持斗争，因弹尽粮绝被俘，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仍坚贞不屈，最终在狱中英勇就义。1935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带领队伍打游击时，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包围。面对敌人的叫嚣，他用鲜血在衣服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的誓言，随后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纯粹坚强的党性，是苏区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石。当下少数干部政绩观错位，根源就在于理想信念“总开关”松动。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首要就是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观方向。

　　●坚持人民至上，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

　　政绩为谁而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脱离了人民立场，政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并列举正反两方面事例，深刻说明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性。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最终导致工农代表会议召集不成，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因此也就极少成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冈乡、才溪乡政府心系群众、为民解忧，“长冈乡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正是因为真正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两地扩红成绩突出，“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民心所向，胜之所往”，政绩的本质是为民造福。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物资极度匮乏，食盐、布匹、煤油等日用品奇缺，群众不得不以大量农产品换取少量生活必需品。为打破经济封锁、打击奸商操纵市场行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组织群众建立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探索发展合作社经济。以长冈乡为例，1931年，顾岭村办起了消费合作社，把苏区出产的物资销往白区，再从白区购回苏区紧缺的商品，合作社“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群众物资匮乏、谷贱伤农的困难，使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也为苏维埃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

　　苏区干部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揭示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坚持求真务实，以实干作风提升本领

　　政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政绩、出真政绩。中央苏区的“第一等的工作”，正是苏区干部凭借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干出来的。苏区女干部危秀英回忆在兴国工作的经历时说：“那时我们执行上级指示是从来不讲价钱的，也从不讲困难。”1933年3月，谢名仁出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明确提出“要用冲锋的精神，做好革命的工作”。当时正值中央苏区号召“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党员干部“十带头”制度，日夜奋战在扩红工作中。在他的带领下，兴国县苏维埃干部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无论是扩红支前，还是推销公债，都积极宣传动员群众，超额完成各项任务。正是这种不讲条件、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让兴国县在各项工作中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之最”和“第一”，毛泽东因此称赞“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优良作风并非自然天成，而是与有效的干部教育培养密不可分。毛泽东深刻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土地革命初期，各地苏维埃干部仍残留旧式封建官僚思想，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记录了区政府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等问题。但仅仅三年之后，兴国县苏维埃干部已因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谐的干群关系和卓越的工作业绩，被称赞为“模范工作者”。苏区干部进步之大、成长之快，既源于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忱，更离不开系统的干部教育培养。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潋江书院创办了第一个干部培训班，培养了48名骨干，不少学员后来都在不同岗位上创造了优异业绩。1931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大规模开办党校、培训干部。在中央的统筹下，地方党校首先兴起，如闽浙赣共产主义学校、湘鄂赣省委党校等迅速开办，中央党校也于1933年3月13日成立。各地苏维埃政府还经常举办党员训练班、农运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等各类干部培训班，有效提高了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群众工作本领，使苏区在短时间内锻造出一大批适应战争环境、善做群众工作的高素质干部，为创造“第一等的工作”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

　　新时代纠治政绩观偏差，同样需要紧紧抓住干部教育培训这个关键，常态化引导党员干部摈弃官僚主义、站稳群众立场，从源头上纠正政绩观错位问题。

　　●健全制度保障，以有效监督形成刚性约束

　　苏区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巡视制度。1931年5月，党中央专门制定《中央巡视条例》，首次系统规定了中央巡视员的资格条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职权和纪律。条例出台后，党中央要求各地参照建立自己的巡视制度，并根据地方情况出台更具体的巡视办法。以兴国县的上社区巡视员制度为例，区苏巡视员下乡“倾听工农检察部的通讯员，妇女党团员及党团小组长等对于乡苏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也向非党员群众探询意见”，“巡视员在群众中发现了问题，调查了实际的情形以后才去参加或召集乡苏的会议”，并在会议中“提出他对于该乡工作的意见”。在乡苏代表会议中，“两次代表会议之中，一次是讨论问题的，另一次是检查工作的”。此外，党中央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如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色中华》专门开辟专栏，揭露苏区政府机关干部利用职权贪污浪费现象，使党员群众对反贪污浪费斗争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从中央到地方的巡视制度，为苏区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有效推动各级干部主动深入群众、贴近群众，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历史经验证明，纠治政绩观偏差必须健全群众评价与常态化监督机制，切实打破“干部自说自话、考核只看报表”的片面评价模式。

　　历史照进现实，精神薪火相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当从苏区精神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以真抓实干为实践指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 杨泽娟 周炳金

　　（作者分别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兴国县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