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除非情感迟钝的人，读了曾巩的这首诗，没有不生风雨过后欣喜之感的。由春雨滂沱写到春和景明，笔调清新流畅，意境由胸中呼之而出。曾巩向以散文闻名，列在唐宋八大家里，但论及诗歌，曾巩的学生不客气地认为他不会作诗。结果，这场笔墨官司一直打到清朝。

　　不过，据钱钟书考证：判曾巩胜诉的批评家居多，“就‘八家’而论，曾巩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翻开王琦珍先生的《曾南丰先生评传》一书，它将文学家曾巩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解读，其“醇儒”形象跃然纸上。

　　曾巩生活在至今令人称颂的“风雅大宋”。“风雅”并非柔弱，而是修养与操守。“两宋文人半江西。”江西文士的贡献很大，素以气节著称。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参与评定的梅尧臣读到一份试卷，十分赞赏，建议评第一。欧阳修觉得很像门生曾巩的风格，为避嫌故意抑为第二。开卷时才发现是四川考生苏轼。此谓知敬畏、有底线。

　　这科进士亦被誉为千年科举史上最强“天团”：唐宋八大家之曾巩、苏轼和苏辙，号称“关中三杰”中的程颢、朱光庭，关学代表张载、吕大钧，政坛人物曾布、吕惠卿、王韶等同科及第，均为一时之选。曾家更是“一门六进士”。

　　若说苏东坡以“无法”胜，曾子固则以“法”胜。人人都爱苏东坡，爱其自然、洒脱；个个宜读曾子固，喜其纯正、冲和。其因有三：

　　为人“醇厚”。曾巩的时代，大宋表面繁华与承平已难掩衰败征兆。有抱负的士子总是要替国家思考出路。“况排千年非，独抱六经意。”曾氏是“世代书宦之家”，奉行儒学，但并不空谈，而是将其融入日常修身为学中。18岁之前，曾巩或在家乡拜师求学，或随父在任所读书交游，“未冠，名闻四方”。1036年，曾家遭受重击：父亲曾易占于玉山任上坐诬失官。曾巩有1个哥哥、9个妹妹和4个弟弟。“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面对跌入低谷的人生，曾巩并不气馁，数年间外出经商为家中数十口生计辛苦奔忙，甚至遭遇肺病缠身、父亲病亡等挫折，但这并不能击垮他，反锻炼出极强的意志力。拥有稳定内核的他，勤于耕读备考，最终在39岁考中进士，自谓“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后世视之为“千古醇儒”。

　　著文“古雅”。《宋史》本传说曾巩文章“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古雅是指“雍容典雅、古奥精密”，语言典雅平正、文以载道，行文简洁流畅、逻辑性强。读其文“像是跟随着一位褒衣博带的儒者，走马于千山万壑之间，百步九折，触处皆春”。曾巩主张“蓄道德而能文章”，较之于苏轼、王安石，他的社会接触面更广，深知基层世情民瘼。1049年，赣东大旱，百物无收。时躬耕垄亩的曾巩，目睹衙门差役追收租赋的暴行，十分同情百姓的疾苦，作诗《追租》进行抨击。

　　1069年起，曾巩连续12年转徙7州任地方官。“自知孤宦无材术，谁道京师有政声。”勤于政事的同时，他孜孜不倦以“周匝详明”之笔，记录着地方救灾、抗疫及兴水利、解民病等见闻，笔下人物有各级官吏、普通百姓乃至强盗等。熙宁八年（1075年）夏，吴越大旱。“知越州”的赵抃预见旱灾发生，提前做好准备。第二年春，越州“大疫”，赵抃设立“病坊”，收治“疾病之无归者”，最终“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曾巩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详述其事，条列方略，甚至记载了分发粮食时防止灾民踩踏的便民之法，主张“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处世“平正”。“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曾巩是时人眼中的“迂大夫”，是骨鲠之士，但他并不狷介，处世平和，有独立人格与思考，从他和王安石的关系便可窥一斑。两家是同乡故旧和姻亲。王安石主张以雷厉之风推行新法，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曾巩赞同变法，但主张“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希望“无按致操切之难”“无偏听摘抉之苛”。王安石一生大起大落，拜相时，曾巩并不依附，反因政见不同自求外任，与之拉开距离。王安石落难时，曾巩不落井下石，而是著文以安慰。变法受挫、谤议纷然之际，王安石最想的是和曾巩见面，一吐怀抱，宽解愁闷。

　　直到1083年春，江宁府城外长江渡口船上，“南丰先生病中”，王安石每日亲至床头探视，为之延医请药。两位多年未见的好友在此刻相聚，一生的分分合合化作相视一笑，心意相通，情谊长存。

　　世事起伏自峰谷，劝君多读曾子固。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