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8岁的女人，查出乳腺癌，丈夫久病缠身，女儿婚恋磕磕绊绊，全家就靠她撑着。读《嬢嬢勇猛》之前，我以为这是一本苦大仇深的书。可翻开书我才发现，作者施洪丽压根没打算按悲剧的剧本演。

　　2020年，施洪丽被查出乳腺癌。医生预判她生命只剩下几个月，施洪丽在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中，写下了这本书。书不厚，12个章节，读起来沉甸甸的。开篇就叫《再见，皮村》——皮村是北京东五环外一个著名的打工者聚集地。施洪丽租住在那儿一间月租七百元的铁皮小屋里。她在书里自嘲：“我的日子过得恼火，连蜗牛都不如，蜗牛还拥有一套带永久产权证的房产。”施洪丽做过农民、后厨小工、地摊摊主、擦鞋匠，后来成了家政公司的金牌月嫂。公司黄了，她到北京从头再来。丈夫体弱多病，她就“携夫讨生活”，几十年风雨，始终患难与共。

　　一个打工的女人想读书写作，在世俗眼里是“不务正业”。有人当面泼冷水：“出来打工就安心干活挣钱，天天看书写字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那些闲言碎语像石头一样压在她心上，她喘不过气来，甚至赌气卖掉旧书、放下纸笔，逼自己做个“正经”的打工人。可勉强迎合世俗、委屈本心的日子，终究过得煎熬。后来她想通了——人活一世，若连自己心里那点火苗都护不住，活着还有什么劲？于是她不再在意旁人眼光，重新拿起笔。

　　2017年，她加入了北京皮村文学小组。那是一个由打工者组成的写作圈子，大家白天在工地、车间、厨房里卖力气，晚上聚在漏风的屋子里谈文学、改稿子。从那时起，打工糊口、阅读养心、写作立命，成了她人生的三根柱子。2020年，乳腺癌找上门来，施洪丽将抗癌、打工、写作三件事拧成一股绳，硬是扛了六年，生生把“死刑”改判成了“临床治愈”。患病期间，写作就是她的化疗药，每写一页，癌细胞就退一步。

　　施洪丽写书，用的是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方式。她不端着，不煽情，就那么往你面前一坐，瓜子一嗑，故事就来了。她不光写自己，见过的听过的各种人，被她一一记下来，像一幅流动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有评论说这本书更像一盆麻辣鲜香的火锅，我觉得贴切极了。火锅的特点是什么？什么都能往里涮——毛肚、鸭肠、土豆、藕片、豆腐皮，荤的素的，一锅同煮。施洪丽笔下的世界就是这样：她写的是那些在生活在夹缝里的芸芸众生。

　　住院期间，她写同病相怜的病友，鲜活生动。有个老爷子查出大病，女儿怕花钱不想治，老爷子却盘算着把拆迁款拿到手留给儿孙；有个盲人病友，五保户资格眼看要取消，可大病一来，反倒成了“护身符”。人间百态，悲喜交织。她说自己“在病房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谈笑间，癌细胞灰飞烟灭”。这气魄，有侠女风范。做完手术，她说“我对生活更依恋了”。化疗结束，她写“我看起来与常人无异，胖乎乎的，精力充沛，喋喋不休”。别人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她却在生活的伤口上种花，在命运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

　　施洪丽让我想起了很多这样普通的中国女性。她们有一种本能的生命力：天塌了，顶着；地陷了，垫着。她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她们用一辈子诠释了什么叫“勇猛”。读《嬢嬢勇猛》如同吃洋葱，入口喷香，但切的过程中会泪流满面。生活这锅火锅，施洪丽把它煮得滚烫，将它煮出了英雄的味道。

　　□ 裴金超